正文 第49章 提升:武義模式的理論分析(3)(1 / 3)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與儀式》是一部論文集。其中所有論文,除了弗裏德曼的文章外,都是人類學家在台灣和香港作深入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寫成的。盡管這些論文的資料來源和結論各不相同,但整部論文集共同圍繞中國民間信仰體係、中國民間宗教的社會文化意義、中國民間宗教是否一個一體化體係三個問題展開。在書中,武雅士和王斯福(StephanDavidRaphaelFeuchtwan)等通過不同的調查研究,發現中國民間宗教存在一個共同的象征體係:神、祖先和鬼。武雅士在書中說:

無論我們探討的是廟宇和住宅的建築形態,還是人們用來指代祭拜行為的詞彙、對超自然力量的獻祭形式的分類和人們談論行為的方式,我們都可以得出同樣一個結論:神與祖先和鬼之間形成反差;鬼與神和祖先之間形成反差;祖先和神鬼之間形成反差……而且……這三個等級的超自然力量與人的三個等級相對稱。神身穿的是命官的官袍;他們住在廟宇之中,受神將的保衛;他們處罰社會中犯了罪的人,很容易被激怒,並喜歡受賄;他們相上級寫報告,保守人事檔案,並與帝國的行政區劃相聯係。顯然,神是帝國官僚的化身。鬼的祭拜在廟外或後門之外舉行;他們被視為危險甚至是有害的東西;獻祭給他們的是作為施舍的大量食品和服裝。人們公然把他們比作土匪、乞丐和強盜。很顯然,鬼是人們不喜歡的危險的陌生人的超自然代表。當然,祖先是人們自己的繼承線上的高級成員;人們認為祖先給自己財產、社會地位和生命。

據此,武雅士認為,中國民間對神、祖先、鬼的崇拜的社會根源在於中國農民的社會經曆。在農民的生活世界中,存在三種人:一是常來向他們收稅、規範他們行為的官員;另一種是他們自己家庭或宗族成員;還有一種是村落外部的“外人”和危險的陌生人。神、祖先、鬼表達的是農民對他們的社會世界的階級劃分。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與儀式》不是武雅士的個人專著,但在他主編的這部中國民間宗教的社區文化分析的重要著作中,首創的中國民間宗教的“神、祖先和鬼”象征體係理論是貫穿其中的。或許從某種意義可以說,武雅士的這個理論是集體的成果。許多人類學學者接受或認可了他的這個理論框架,並以自己的研究充實、完善、深化之。

社區、宗族、市場、民間宗教,都是中外人類學家解讀鄉土中國的關鍵詞。正是他們的研究,使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層麵,不同的內涵上對舊鄉土中國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洞察。

二、城鄉融合:新鄉土中國的理論基石

曆史的運行往往在人們不知不覺中上了一個新的平台。世紀之交前後,當中國人類學家們還在社區、宗族、市場和民間宗教的鄉土中國的解讀中摸、爬、滾、打之時,以新農村建設為主題的新鄉土中國研究悄然擺在了學者們的麵前。

1.什麼是新鄉土中國研究的理論基石?

新鄉土中國的研究應該在什麼樣的理論基石上展開?這正是我們進行新農村建設研究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據中國期刊網檢索,雖然大家對新農村建設的背景、意義、內涵、目的、思路、對策和模式作了多方麵的論述,但基本上沒有明確地涉及到理論基石問題。

那麼,什麼是新鄉土中國研究的理論基石呢?

眾所周知,現代化的關鍵性標誌是讓農民富起來。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農立國的農業國,什麼時候農民富了,這個朝代就強盛,就繁榮。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漢代、唐代、明代、清代的曆史,都是農民比較富裕的時候,這個朝代也就強盛、繁榮。特別是大家很熟悉的唐代,我們看唐代的戲就知道唐代真的是國家富,農民富,成就了李世民這樣比較有名的帝王,貞觀之治也就出現了;清代的康乾盛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而近代以來,中國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使得我們的農民越來越窮,這是由於種種原因造成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才形成這樣的一個狀態。建國以後,中國農民又被邊緣化了,基本上處於窮困狀態。正如李昌平給朱總理的信中所言:“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讓農民富起來,通俗地說就是要讓農民不再是窮人。

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當代中國農民的窮困呢?學術界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有過許多論述。依筆者之見,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農補工”、“以鄉養城”政策的長期執行,造成了中國農民的“先天不良”的體製性窮困。建國後,國家不僅對糧食、棉花、油料等重要農產品實行了統購統銷製度,而且陸續擴大到對烤煙、蠶繭、茶葉、生豬、羊毛、牛皮、土糖、土紙、桐油、楠竹、生漆、核桃仁、杏仁、爪子,粟子、木材,以及38種中藥材、供應出口的蘋果和柑橘、若幹產漁區供出口和供應大城市的水產品,由國營和合作社統一收購。據統計,到20世紀80年代,國家通過對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和合同定購,使農民累計做出的資金貢獻高達7000多億元。改革開放後,由於實行計劃經濟體製,戶籍製度、糧食供給製度、住宅製度、教育製度、副食品及燃料供給製度、就業製度、兵役製度、婚姻製度等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構築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壁壘,所以,農民即使流入城市也不可能落腳和生存。一直到世紀之交,雖然大宗農產品價格已經放開,但糧食、棉花等大宗農產品購銷市場化的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致使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還很大,農民每年向國家貢獻1000多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