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城鄉二元結構這種體製下，中國城鄉發展出現了嚴重的城市偏向，主要表現是：城鄉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日益嚴重，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農民承擔稅費偏重，在農戶的絕對收入水平差距很大的情況下，農民負擔稅費的絕對值普遍是增加的；農民就業的機會偏少，一般來說，進城打工的農民做最苦、最髒、最重的活，卻拿最低的工資，甚至連工資都領不到；農民享受教育的機會也偏少，農村教育的經費嚴重不足，有的地方考上大學的農村學生一年的學費幾乎等於當地農民30年的收入；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也偏少，不少地方的農民行路難、通訊難、就醫難、上學難、用電難、飲水難，凡此等等，這種嚴重的城市偏向造成了中國城鄉巨大的差距。在這種體製下，中國農民怎麼富得起來？
但是，就在人們對中國的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城鄉發展上產生差別批評有加，“三農問題”深入討論之時，黨中央適應中國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在國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高瞻遠矚，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戰略任務，這就把消除城鄉分離、城鄉對立的任務擺在了全國人民麵前。
前已述及，現代化的關鍵標誌是讓農民富起來。而讓農民富起來的根本途徑就是要打破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使城鄉從分離走向融合，在新農村建設中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村窮困的麵貌，改變中國農民貧困的狀態。簡言之，城鄉融合是讓中國農民富起來的根本途徑，也是新鄉土中國的理論基石。
2．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城鄉融合
對於“城鄉融合”（Urban-ruralcomposition）的問題，有的學者曾提出馬克思、恩格斯基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立場，指出要“消滅城鄉差別”，達到“城鄉融合”。他們所設想的共產主義就是要把消滅城鄉差別作為奮鬥目標之一。但是，為了正確理解經典作家的論述，我們有必要作進一步地解讀。具體的情況是，恩格斯早於1847年10月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回答“徹底廢除私有製以後將會產生什麼結果”問題時說：
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而有計劃地盡量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全體成員需要的規模；消滅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況；徹底消滅無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進行生產教育、變換工種、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以及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麵的發展——這一切都將是廢除私有製的最主要的結果。
這是恩格斯對“城鄉融合”最早的論述。1876年9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城鄉融合”作了比較具體的論述，他說：
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它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需要一樣。隻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汙毒才能排除，隻有通過這種融合，才能使現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眾的糞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來作為植物的肥料。
對於“城鄉融合”問題，馬克思雖然沒有進行過正麵論述，但他曾論述過城市與鄉村的相互關係問題。早在1857－1858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就說過：
古典古代的曆史是城市的曆史，不過這是以土地財產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亞細亞的曆史是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真正的大城市在這裏隻能幹脆看作王公的營壘，看作真正的經濟結構上的在贅疣），中世紀（日耳曼時代）是從鄉村這個曆史舞台出發的，然後，它進一步發展是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現代的曆史是鄉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樣是城市鄉村化。
有意義的是，馬克思曾指出：
消滅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是社會統一的首要條件之一，這個條件又取決於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誌是不能實現的。
這實際上是告訴人們，城鄉融合的條件就是如此。
對於城鄉融合，列寧雖然也沒有正麵論述過，但在論述了“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城市剝削鄉村（這些是發展著的資本主義都會有的旋律）是商業財富（用西斯蒙第的術語來說）優於土地財富（農業財富）的必然產物”後曾以未來學家的預見性指出：“如果城市的優勢是必然的，那麼，隻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曆史所證明的，也確實在削弱）這種優勢的片麵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躍居特權地位，使鄉村變成從屬的、落後的、無助的、閉塞的，那麼，隻有農村居民流入城市，隻有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混合和融合起來，才能提高鄉村居民，使其擺脫孤立無援的地位。因此……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生活條件接近才能創造了消滅城鄉對立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