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貧困是世界性的問題。武義縣過去作為浙江省8個貧困縣之一，全縣有十幾萬貧困人口，約占全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如何幫助這些貧困人口脫貧致富，一直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在反貧困戰略的研究中，學者們公認帕累托式戰略，即指如果反貧困戰略實施的結果是貧困人口和非貧困人口的福利增加了，就是最佳的反貧困戰略。
武義在新農村建設中，從本縣的實際出發，實施了下山脫貧戰略，從1993年到2005年13年中，使328個村，47個行政村，14315戶，43729人搬遷下山脫貧，這是個什麼概念呢？解讀起來，這是全縣人口的八分之一，是全縣山區人口的二分之一，是全縣貧困人口的三分之一。這個工作量之大，工作難度之大，真是難以想像。
但是，正是這個令常人難以想像的工作，武義在新農村建設中做到了，並出人意料地創造了縣域反貧困戰略，實踐了國際公認的最佳反貧困戰略，武義因此上了全球扶貧大會作了典型介紹，武義人完全可以自豪地說：下山脫貧是武義新農村建設具有國際反貧困意義的經驗！
（8）村務監督的縣域製度創新
武義在新農村建設中，不僅創造了具有國際意義的下山脫貧反貧困戰略，還創造了具有國家意義的村務監督經驗。
管理民主不僅意味著權力行使與運用的形式程度是否適宜，而且還要觀察權力享有者範圍的大小，同時考察權力享有者在做出重大決策前，參考或吸收權勢覆蓋麵下的本集體內部成員意見的多寡。如屬前者，是民主；屬後者，就是不民主。具體來說，在新農村建設中，雖然1998年修訂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條規定了村委會的基本職能是“為了保障農村村民實行自治，由村民群眾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發展農村基層民主，促進農村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第2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但是，具體運行中，誰來監督村委會？這成了人與人關係和諧發展的一個農民十分關注的問題。其原因在於“村官”的權力如何製約？不然的話，隨著武義縣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村官”手中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之時，侵犯村民權益的事就會不斷發生，農村的穩定就難以保證，幹群關係就會緊張，怎麼辦？
就在大家都在探討如何有效地對村務實行監督之時，武義縣後陳村創造“村務監督委員會”，從製度層麵解決了對村官的監督問題。武義縣領導及時抓住了這個解決村務監督的新苗子，及時加以總結，在全縣範圍內設立了村務監督委員會，製定了《村務管理製度》和《村務監督製度》，完成了基層村務的製度創新。正因為這種分權製衡管理村務的製度創新走完了中國基層民主的另一半，所以，武義人完全可以自豪地說：村務監督是武義新農村建設具有國家意義的經驗！
（9）文化活力的縣域底蘊
文化是由各種外顯和內隱的行為模式構成的。一個地方的文化有一個地方的文化特質，所謂俗話所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新農村建設中，武義文化的活力來自武義文化的底蘊，而這種積澱深厚的文化底蘊也是以縣域範圍來考量的。
放眼武義，既有新石器時代的石斧、石矛，商代的雙係席紋罐，商周的原始青瓷碗，又有近800年曆史的古建築熟溪橋和建於東晉重修於元代的延福寺，以及俞源、郭洞古文化村，考古與文物交相輝映；既有武義曆史上最燦爛的以呂祖謙為首的明招文化，其致用、兼容、開創、孝親精神深深地積澱在武義文化的深層，又有中國共產黨建黨和創建紅軍，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革命文化進入武義文化的底蘊，曆史文化與革命文化根根相連；既有以農為本的風俗文化的傳承延續，又有包括神話、故事、傳說、民諺等在內的草根文學流傳在民間，風俗文化與民間文學交融相織，於是，考古文化、文物文化、明招文化、革命文化、風俗文化和民間文化構成了武義文化底蘊的深厚內涵。
在新農村建設中，武義文化從縣域底蘊釋放出新的文化活力，形成了開放、創新、實幹、自強的武義新精神，成為武義新農村建設的一種精神力量。
總之，武義模式的樣本分析使人清晰地感受到，縣域在新農村建設中所起的作用，所造成的影響，所產生的輻射力是整體的、整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