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提高了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解決了“小農戶”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在保持了農戶獨立經營的同時，又克服了單家獨戶的經營中的局限性，使加入合作組織的農戶形成經濟利益上的共同體。
第三，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將農民和市場連接起來，成為農民、企業和市場的紐帶，將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生產經營，以達到規模經濟，並對瞬息萬變的市場做出靈敏的反應，積極應對市場的千變萬化。
第四，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本身也是農業產業化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它以現代企業的形式出現，帶領農民參與組織生產、開拓市場、銷售經營，成為農民自己的龍頭企業，並以自身的發展壯大加快和推動了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不僅對外協調統一應對市場的變化，維護合作經濟組織的整體效益，而且對於組織成員內部也發揮著協調各方利益、維護各成員之間經濟利益和其他權益的作用。
第五，政府可以通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向下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農民可以通過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向上表達自己的要求、願望和呼聲，提高談判地位和談判能力，維護自己的利益。農民是社會的最大弱勢群體，同時又是最大的弱勢市場主體，這使得農民在社會和市場中均處於弱勢地位，這種雙重的弱勢地位使得農民的市場談判能力和社會談判能力都很弱。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壯大可以增強和保障農民的談判地位，增強和提高農民的談判能力，使農民的利益會得到保護。
正因為如此，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受到各界的高度關注，不少學者都提出了盡快製定《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法》的建議，希望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在登記注冊、稅收、資金、金融、人才等方麵出台相關扶持政策，並建議按照單品種建立合作組織，建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聯合會，允許其開展經濟活動，並順應國際市場形勢發展的要求，建立與國際同類組織機構接軌的機製，可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中國農村的未來發展中有著巨大的空間。目前武義已有各種各類農民合作經濟組織26個，我們相信，在市場這支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在政府這支看得見的手的引導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將把武義農民，包括下山脫貧農民在內的所有農民組織起來，共同建設新農村。
4．村務監督走向製度文化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民主管理”就是普通老百姓參與管理。農村民主管理就是廣大村民參與農村的管理。中國的農村民主管理，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村民以國家、社會和農村主人的身份，自主地、能動地、有組織地參與農村管理，貢獻智慧，實施監督，維護合法權益，為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開展的群眾性活動和工作的總和。
村務監督，作為新農村建設武義經驗，作為“推進農村基層民主的成功嚐試”，“村級民主監督的製度創新”，不僅具有國家意義，也具有文化意義。本研究報告在解讀“村務監督”時已初步論述了“政治文明——讓民主成為一種文化”，從而也預示了在未來10年內，村務監督將走向以“民主”為內涵的製度文化。
民主本來就是一種文化表達。民主可分為製度層麵和文化層麵。民主的製度層麵是顯性的、實體的，按照統治階級的意誌，作為政治上層建築，可以在較短的時期裏加以建立。新農村建設武義經驗中的村務監督作為一種製度被確立。而民主的文化層麵作為一種“隱性結構”則要複雜得多，從曆史的縱向看與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從現實的層麵上看又無跡（實體）可循卻又具有無處不在的滲透性。但是作為文化的民主和作為製度的民主之間，存在著複雜的對立統一關係，文化對於製度不是附屬關係，我們不僅要看到製度可尋文化無跡，而且要看到製度指日可建文化綿延滲透，製度固然影響文化的生成及作用發揮，但是文化作為製度的基礎深刻久遠地製約著製度運作的真實性和有效性。
正是由於製度的民主與文化的民主有著這樣一種對立統一的互動關係，所以，新農村建設武義模式的村務監督，在成為一種民主製度之後，其要堅持就必然會從傳統文化中吸收養料，從外國優秀文化中補充養料。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本來就蘊含有豐富的民本思想，其中“重民愛民”這樣的一種人道主義思想，與西方的“民享”相通，隻不過沒有權利概念支撐。因此，如果在“重民愛民”思想中加入權利概念，人民就擁有了權利，政府也隻能通過選舉產生，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就體現了人民主權的原則，於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加上西方的權利概念，就轉化成了民主思想，中國傳統文化實現了重構。以此來解讀村務監督，正說明武義的農民衝破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在不自覺中把西方文化的權利概念吸收了進來，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重構的一個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