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有了費先生這本經典《鄉土中國》，從這本書正式出版的1947年以後，特別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們一直在追尋著新的鄉土中國。
筆者從1961年進入中南民族大學，師從著名人類學家岑家梧先生學習曆史，1965年到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程陽鄉平寨從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初次從城市到鄉村，第一次與侗族農民親密接觸，不僅感受到了一次異文化的震撼，也產生了對新鄉土中國的追尋，當時在平寨與侗族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開荒種油茶，築壩修電站，甚至要改變他們沒有使用廁所的習慣，而策劃興建了平寨的第一個廁所，當時還頗有激情地寫了一篇題目為《平寨新風》的文章寄給《廣西日報》，表達了筆者對新鄉土中國的一種追求。
1965年大學畢業，“打起背包就出發”成了武義一中的一名教師。剛到武義，見到武義貧窮、落後的樣子，住在巷子深處的縣招待所，滿巷的狗叫使我心感恐懼，晚上連大門也不敢出去。後來讀到孟浩然的《夜宿武陽川》“風物是秦餘”的句子，筆者覺得那時的心情與孟浩然是相近的，因為筆者覺得當時的武義真是還不如廣西的三江。雖然1965年8月筆者在杭州等分配時，省人事廳的人說，武義是浙江少數民族地區。但我到武義後，一點少數民族的氣息都沒有感受到，倒被武義的貧窮和落後震撼了，漢族農村還有這麼落後，這麼貧窮的鄉土社會！
這種感受在筆者1985年3月離開武義時一直都沒有改變。別的姑且不說，就是縣城壺山鎮，人們使用的公廁是大糞坑上用木頭做的連體坐便器。當時武義一中的木製連體坐便器長達十幾米，十幾二十個人一溜煙地坐在一起大便，現在想來可能也是一道絕妙的風景線。而我居住過的一中三層樓教工宿舍、房管會上水巷宿舍、一直到筆者離開武義時住了近10年的大橋頭宿舍都沒有衛生間，除了上公廁以外，就是使用馬桶，於是，每天清晨或傍晚在熟溪邊洗馬桶也成了武義的一道風景線。
在武義工作20年，確實跑了不少鄉村，桐琴、東皋、泉溪、項店、茭道、邰宅、白溪、寺後、履坦、桃溪灘、王宅、挑溪、雲華、柳城、大源、新塘、新宅等都留下了筆者的腳印。想起有一年步行從柳城雲華再到俞源，哪裏有古文化村的感覺，有的隻是落後與貧窮；還有一年冬天到以科學種田稱著的新安江移民村去調查，當晚住在農民家中，蓋著又硬又油膩的被子，整晚都沒暖和過，根本沒有睡著。後來風聞項店千丈岩青年敢闖隊在高山戰天鬥地，大受感動，自己帶菜帶著學生上了千丈岩去學習。但是，20年的歲月，筆者所見到的隻是武義的山越來越荒，武義的水越來越少，無論去新宅，還是進宣平，汽車一路開去見到的大多是荒山禿嶺，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凡嶺腳的風水林，那時，這一片風水林真是顯得特別可愛，特別為凡嶺腳的農民所感動，他們保護環境真有能耐啊！
說實在的1985年離開武義時，確實是帶著新鄉土中國的美夢破滅了的感覺而愴然南下的。那時僅憑筆者曾經在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參加了一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感受，就帶著妻子和孩子毅然地去了廣西。
在廣西又是一個20年，在這20年中，由於在廣西民族大學民族研究所從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心中對新鄉土中國的追尋也就從來沒有停止過。20世紀80年代末，被賀縣南鄉鎮壯族社會經濟的發展所吸引，經過一年左右斷斷續續的田野考察，與同事合著了《南鄉春色——一個壯族鄉社會文化的變遷》，對南鄉壯族400年前落戶賀州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十幾年的發展，從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變遷幾個方麵作了論述，為南鄉壯族為構建新鄉土中國所作的努力表示了由衷的讚賞。
此後，由於科研工作的使然，筆者先後考察過廣西和新疆大部分農村，以及青海、甘肅、寧夏、雲南、貴州、湖南、安徽、江西、福建的許多農村，所到之處要麼是貧窮、落後，與舊傳統的鄉土中國沒有什麼二致的地方；要麼是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環境的破壞更嚴重了。在這種狀況下，筆者對新鄉土中國的追求，導致了第三屆人類學高級論壇以“人類學與鄉土中國”為主題的確定，在論壇討論中學者們對新鄉土中國的構建，離土與守土的問題展開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