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寫作為生，我知道某種文章好，也知道某種文章壞。僅知道這兩條尚不足以開始寫作。還有更加重要的一條，那就是：某種樣子的文章對我來說不可取，絕不能讓它從我筆下寫出來，冠以我的名字登在報刊上。以小喻大，這也是我對生活的態度。"
王小波不許"對我來說不可取"的文章，"冠以我的名字登在報刊上"，而顧頡剛卻默許與己無關的"銘文""冠以我的名字登在報刊上"，這至少表明"銘文"的內容對他來說是可取的，是配得上他顧頡剛這三個字的；這至少表明，在他看來給蔣介石獻九鼎並無什麼不妥。別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事他卻樂於接受，說他一句"一時糊塗"恐不為過吧。何況孔子早就說過：唯名與器不可假人，熟讀四書五經的顧頡剛又為何明知故犯呢？
在很多人眼中，顧頡剛是個讀書破萬卷的書呆子，但為了從獻九鼎風波中抽身而出，這個書呆子也顯露出他"機智""狡黠"的一麵。
為九鼎作銘文，對顧頡剛來說，絕對是樁吃力不討好的事，首先，這是在公開、肉麻地拍蔣介石的馬屁，所以稍有氣節的知識分子，都不願做；其次，顧頡剛是疑古派曆史學家，他不信曆史上有禹，卻相信有九鼎，這不是分明自己摑自己的耳光？張學繼認為，顧頡剛之所以"欣然同意為九鼎作銘文"，一個重要原因是"與朱家驊對顧頡剛的拉攏有關"。張學繼在文章裏說，抗戰時期，顧頡剛窮困潦倒之極，而朱家驊則賞給了他一個旱澇保收的"飯碗"：主編《文史雜誌》。張學繼由此得出結論："顧頡剛主編《文史雜誌》，是出於朱家驊的安排。投之以李，報之以桃。顧頡剛修改九鼎銘文就不奇怪了。"
朱家驊確實"拉攏"（或曰關照）過顧頡剛，但就主編《文史雜誌》來說，卻是顧頡剛在幫朱家驊的忙，而不是朱家驊對顧頡剛的拉攏。因為當時（1941年）顧頡剛在成都，有穩定的工作，有不錯的薪水，是朱家驊連連電邀，顧頡剛才不得已去重慶主編《文史雜誌》的。
與朱家驊見麵後，顧頡剛問朱家驊辦《文史雜誌》的原因，朱家驊說："抗戰以來，物價日高，一班大學教授生活困難。政府正替他們想辦法，辦這個雜誌就是辦法的一種，要使能寫文章的文學院教授們得到些稿費作生活的補助。"顧頡剛又問："為什麼一定要我來呢？"朱家驊答："這個刊物雖是黨部辦的，卻是純學術性。以前盧逮曾主編，但他沒有學術地位與號召力，決不能編好，所以非請你來不可。"顧頡剛"因感念過去朱氏在中山大學與自己的交誼，以及對自己通俗讀物和邊疆研究兩項工作的支持；且十年來已不專治學，為時代需要犧牲自己亦無不可，便同意了。"“2”
顧頡剛與朱家驊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初。當時，廣州中山大學剛改建成功，成立了校務委員會，戴季陶、顧孟餘為正、副委員長，朱家驊等為委員。委員會就職之始，即銳意整頓，竭力延聘知名學者任各科教授，魯迅、傅斯年、顧頡剛均在被邀之列。魯迅先到校，任教務主任兼國文係主任。
由於魯迅和顧頡剛一向關係不睦，當魯迅得知顧頡剛也要到中大時，即宣布顧某若來，周某即去。當顧頡剛抵達廣州後，魯迅立即辭職，傅斯年也提出辭職，整過學校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最終，朱家驊出麵調解，才平息了這場風波。朱家驊一方麵允許魯迅請假離校；另一方麵派顧頡剛到江浙一帶為中山大學圖書館購書。朱家驊此舉等於是給顧頡剛一個很體麵的台階下，他的用心良苦，顧頡剛自然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