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縣一個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勞教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裏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級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時幸存者還不到一半。
高爾泰是夾邊溝農場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其近作《尋找家園》中，高爾泰以細膩的筆觸，冷峻的語調回憶了幾個夾邊溝難友，幾個難友相同的悲慘遭遇令人唏噓不止；而他們在嚴酷的環境下所呈現的不同的人生品質又讓人掩卷沉思。
安兆俊："記住，不光是要活下去，還要活出意義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高爾泰所在的新添墩分場四個大隊全體人犯，天不亮即起床趕路，步行兩、三個鍾頭，到達場本部所在地夾邊溝，參加慶祝國慶大會。
慶祝大會一開始是全體人犯合唱《國際歌》，接著是劉場長訓話。照例都是套話，聽得高爾泰昏昏欲睡。"突然有幾句話，像錐子似地鑽進了耳朵：┅┅個別人狗膽包天，竟敢記秘密日記┅┅沒有馬上治你，是為了給你一個主動坦白的機會┅┅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我腦子裏轟地一下，響起了無數蟬鳴，完全清醒了。"〔1〕
原來，高爾泰一年前進農場時就帶了一堆書，還有一本日記。"裏麵都是那種懵懂年齡裏一個自由愛好者一閃一現的小感想。諸如'一個社會裏個人自由的程度，是這個社會進步程度的標誌'，或者'我的世界是這麼大，這麼千山萬水無窮無盡；我的世界又這麼小，這麼咫尺千裏寸步難行'之類。毫無操作意義，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別人拿到，後果卻十分嚴重。在那右派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沒人代為保管，又不甘心銷毀，隻有帶在身上，終於一直帶到農場來了。"〔2〕
聽了場長的話，高爾泰直感到天旋地轉。"一時間我覺得，好像腳下的土地在往下沉。別說是外麵的形勢，周圍這些捉虱子縫紐扣打瞌睡的人們，也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親母親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擔心，再也見不著他們了。"〔3〕
當然是一場虛驚。
農場的農業隊第一大隊的大隊長安兆俊已偷偷把那本日記燒了。安兆俊是曆史學家，原先在民族學院研究新疆史。是夾邊溝農場第一批關進來的右派分子之一。當時，在勞改隊和勞教隊，用犯人來管理犯人是普遍的事（這一點與納粹集中營的做法很類似），安兆俊便當上了農業大隊的大隊長。因為是隊長，管教幹部們忙不過來時，也把一些雜事交給他做，其中包括把沒收來的東西分類登記。這樣，他才有機會看到了高爾泰的那本日記，他知道這日記是禍根，就冒險偷偷藏起來，"趁幫灶時，丟在爐膛裏燒了"。
奧地利醫生弗蘭克曾被囚禁在納粹的集中營裏，關於集中營裏的俘虜，他說過一番發人深省的話：
"集中營中的生活經驗，顯示出人的確有選擇的餘地。有太多太多的實例足以證實：冷漠的態度是可以克服的，暴躁的情緒也可以控製。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獨立，即便是身心皆處於恐怖如斯的壓力下，亦無不同。
在集中營呆過的我們，都還記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間安慰別人，並把自己僅餘的一片麵包讓給別人的人。這種人即使寥若晨星，卻足以證明：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惟獨人性最後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剝奪。"〔4〕而"正是這種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滿意義且有其目的。"〔5〕
可以肯定地說，安兆俊正是沒有被苦難、被嚴酷的環境剝奪了"人性最後的自由"的人，所以，盡管身陷囹圄，盡管飽受折磨，他仍做到了"使得生命充滿意義且有其目的"。
安兆俊看了高爾泰的日記，很喜歡這個有思想的年輕人，也為他擔心，怕他承受不了農場非人的折磨，於是，他冒險找了個機會，對高爾泰說了一番推心置腹而又語重心長的話：
"┅┅真擔心你的承受能力。處境越是絕望，人也越容易沮喪。特別是我們這種，都是些孤獨的個人，沒有個組織的支持，沒有個輿論的聲援，也沒有個社會的同情，┅┅我們這裏，名演員偷別人的饅頭，大音樂家涎著臉乞求一丁點兒施舍，在外國拿了兩個博士學位回來的學者，為搶著刮桶，打架不要命，這樣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於自打耳光，告小狀、一年到頭不洗臉不梳頭不補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這都是精神崩潰的表現。現在死掉的人越來越多，我想除了餓和累，精神意誌的崩潰，也是一個原因。你還年輕，一定要堅強些，再堅強些，要學會經得起摔打。這個，誰也幫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說著他瞟了一下鬧鍾，站起來，說，回去了好自為之。記住，不光是要活下去，還要活出意義來。"〔6〕
這番話很誠懇，也很精辟，對身處絕境看不到出路的高爾泰來說，安兆俊這番開導堪稱及時雨。高爾泰由此意識到，即使在這樣讓人絕望、讓人窒息的環境下，也能夠"活出意義來"。事實上，對於任何年代、任何處境下的人，安兆俊這番話也如暮鼓晨鍾一樣令人警醒。
安兆俊這番話讓我想起弗蘭克的名著《活出意義來》。（我疑心安兆俊可能看過這本書，並深受影響，因為身處夾邊溝的安兆俊的一言一行酷似集中營裏的弗蘭克）在這本書裏，有這樣一段話：
"忙碌而積極的生活，其目的在於使人有機會了解創造性工作的價值；悠閑而退隱的生活，則使人有機會體驗美、藝術或大自然，並引為一種成就。至於既乏創意、又不悠閑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機會提升其人格情操，並在備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選擇其生活態度。"〔7〕安兆俊就是通過冒死救助他人，冒死開導他人，而使自己被囚禁的生命變得富有意義，可以說，獄中生活為他提供了"提升其人格情操"的機會。
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被囚禁在寒冷的西伯利亞集中營裏。他說："我隻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安兆俊在高壓下不屈從於強權的淫威，冒死守住完全的內在自由，從而使自己的生命抵達一個崇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說，夾邊溝險惡的環境為他提供了獲得精神價值的機會。如果他聽說過陀斯妥耶夫斯基那句話，他完全可以自豪地說：我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我的言行舉止完全配得上我的痛苦。
"人在世間要受到許多痛苦與災難，但是，當人們身處這些痛苦與災難仍然能夠自覺地選擇某種道德及利他的行為時，他便無形中把痛苦與災難轉換成了某種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與災難之中獲得了意義與價值；因其有意義與價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願望與追求；因其有了這樣的願望與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為艱難的處境下、在最最痛苦的狀態裏生存下去，從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嚴，顯示出熠熠光輝來。"〔8〕
我想，把這番話用在安兆俊身上，也是十分貼切的。
不過，夾邊溝農場的生存環境實在太惡劣，血肉之軀要經得住非人的折磨，光靠意誌還不夠，還得有恰當的方法。
納粹集中營裏的弗蘭克某一天實在厭倦透了，於是，他強迫自己把思潮轉向另一個主題。"突然間，我看到自己置身於一間明亮、溫暖、高雅的講堂，並且站在講壇上，麵對著全場凝神靜聲的來賓發表演說。演說的題目則是關於集中營的心理學！那一刻，我所受的一切苦難，從遙遠的科學立場看來全都變得客觀起來。我就用這種辦法讓自己超越困厄的處境。我把所有的痛苦與煎熬當成前塵往事，並加以觀察。這樣一來，我自己以及我所受的苦難全都變成我手上一項有趣的心理學研究題目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