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民族研究中，首當其衝的是漢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問題。
關於漢民族的起源，早在公元前1世紀，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提出了夏、商、周都是黃帝子孫的“三代同源說”。但是，對三代之間的淵源關係，司馬遷沒有作出明確的交代。以至到了唐朝，司馬貞在給《史記》作《索隱》時，就指出夏禹不知祖父是誰，殷契和周後稷則邊誰是父親都不知道。籠罩在神話濃霧中的夏、商、周三族的遠祖世係及其溶合過程則很少有人論及。
在近代，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杜撰了一個“漢族西來說”。
有的胡說漢民族來源於埃及。德國耶穌會教士凱什爾（Kircher）早於1654年在其所著《埃及謎解》有及《中國圖說》中，根據所謂中國與埃及象形文字有頗多相似之處，斷定中國古代的人是埃及人的苗裔。繼之法國人餘厄（Huet）更謂中國為埃及的殖民地，法國人都？給紐（DeGuignes）亦雲中國文化出版埃及。
有的胡說漢民族來源於巴比倫。鼓吹此說最力者為法國人拉克伯裏（TerriendeLacouperie），在其所著《中國古文明西源論》中認為《尚書》中所說之“百姓”，是巴比倫巴克（Bak）之轉音，故漢民族傳說中的始祖黃帝即是巴比倫巴克族的酋長，其率族經海道追隨其說，於1899年合著《支那文明史》，列舉中國與巴比倫在文字、信仰、傳說、政治製度等方麵70條相類之處，從而證明漢民族源於巴比倫之說的正確。
有的胡說漢民族源於印度。法國人戈比奈（Godineau）在1853年就說：“一要足以證明摩奴法典所言之無誤，而且因之足以證明中國文化實由印度英雄時代後一種印度民族（即白色阿利安的首陀羅人）所傳入，而中國神話中之盤古實即印度民族遷入中國河南時之酋長”。真是荒唐之極。
有的胡說漢民族源於中亞細亞。英國人波爾（Ball），美國人攀柏裏（R·Pumpelly）、威廉士（E·F·Williams）等因為安諾（Anau）和墨夫（Merv）兩個古址的發現，武斷地推論人類應發源於中亞細亞，後由於其地變為幹燥，才分為兩支，一支向西遷入巴比倫，一支向東遷入中國。
此外，對於漢民族的起源，還有什麼印度支那說，北亞美利加說，土耳其說，等等，真是五花八門。但是，“漢民族西來說”由於其政治上的反動，學術上的荒謬，早已被曆史和事實所否定。
辛亥革命後，較早把西方學者關於民族的概念介紹到中國來的梁啟超，在其所著《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論及“諸夏”時說：“吾族自古名曰諸夏，以示別於夷狄；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識自學之表征；夏而冠以諸，抑亦多元結合之一種暗示也。”對於“諸夏”地域之擴大，又說：“春秋初期，諸夏所支配地，惟有今河南山東兩全省（其中仍有異族）及山西、陝西、湖北、直隸之各一小部分；及其末期，除此6省已完全歸屬外，益以江蘇、安徽2省及浙江省之半、江西省之小部分；及戰國末年，則除雲南、廣東、福建3省之外，中國西部，皆為諸夏勢力範圍矣。”因人們一般都認為“諸夏”即華夏族，是漢民族的前身，故梁啟超《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可以說是近代中國學者研究漢民族的先聲。
在30到40年代，不少愛國的曆史學者紛紛著書立說，一麵批判“漢民族西來說”的種種謬誤，一麵論述漢民族的形成、發展及其民族精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的林惠祥先生所著的《中國民族史》。關於漢民族的起源和形成，林惠祥先生認為漢民族來源於中國古代的華夏係、東夷係、荊吳係、百越係。華夏係“為今漢族之主幹”，“漢以前祗稱華夏，漢以後則稱漢族。”此外，呂思勉先生在《中國民族演進史》中，也曾提出過漢民族在秦漢時即已形成的看法。
所有這些，雖然也盛極一時，但是，在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形成的理論還不能為廣大學術界人士所了解的情況下，這些研究雖不乏真知灼見，也批判和駁斥了荒謬的“漢民族西來說”，但還不能算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在50年代中期，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掀起了一個高潮。1953年下半年，蘇聯學者格·葉菲莫夫發表了《論中國民族的形成》一文，論證了中國（指漢民族）在封建製度消滅與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形成為民族的過程。但他卻稱封建社會時期的漢民族為部族。與此針鋒相對，1954年上半年，範文瀾同誌在《曆史研究》上發表了《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提出了漢民族形成於秦漢時代的意見。他認為：中國自秦漢起，已經具備了斯大林所指出的關於民族的四個特征。“漢族自秦漢以下，既不是國家分裂時期的部族，也不是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民族，而是在獨特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獨特的民族。”範文瀾同誌的這個觀點，是我國學者用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結合中國的國情，創造性地研究漢民族形成問題的第一炮，是漢民族形成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突破。30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範文瀾同誌的觀點，不僅在漢民族形成問題的研究上具有劃階段的意義，而且對馬克思主義民族形成的理論也是一個豐富的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