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我國學術界展開了引起國際學術蜀重視的討論。當時，除章冠英發表文章，同意範文瀾的觀點外，其餘均持反對意見，宮顯、曾文經、楊則俊、魏明經、張正明等同誌認為秦漢以來開始形成的是漢部族而非漢民族。漢民族形成的具體時間在這些同誌之中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宮顯、曾文經等同誌的漢民族形成於鴉片戰爭以後的觀點；另一種是張正明、楊則俊等同誌的漢民族形成於明代後期的觀點。凡此種種，分歧很大。
產生分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關於“民族”一詞的譯名的不同認識和理解。找到了產生分歧的原因，就為深入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60年代初，北京座談會的召開，《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民族”一詞的譯名統一問題的討論》，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又趨活躍。在這段時間內，牙含章根據恩格斯“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的觀點，提出了漢民族形成於夏代的意見。他認為“從秦及以前漢族自稱諸夏之族這一名稱推斷，漢族這個民族可能是在夏代就已形成的一個古老民族。”文傳洋則提出了漢民族起源於夏、商、周諸民族，而正式形成於秦漢的意見。
關於漢民族的起源，最有影響的是徐旭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修訂本）中所說：“把我國較古的傳說總括來看，華夏、夷、蠻三族實為秦漢間所稱的中國人的三個主要來源。”
很可惜，這樣活躍的討論局麵，卻由於1964年李維漢同誌受誣陷，批判了所謂統戰、民族、宗教工作部門的“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而被破壞了更使人憤慨的是，1965年10月，林彪、“四人幫”以“批判”《海瑞罷官》發難的浩劫，把一切社會科學，當然也包括漢民族形成問題的研究在內統統絞殺了。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乾坤扭轉，社會科學如枯木逢春，喜獲新生，漢民族研究出現了新的微型機。進入80年代以來，漢民族形成問題的研究又日趨活躍，學術刊物上不時有對漢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問題很有見地的新論發表，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有較大的進展。從已發表的論文和著作來看，一般都承認華夏族是漢民族的前身。但是華夏族是怎樣形成的？華夏族又是怎樣發展為漢民族的？卻有著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以謝維楊、鄒君孟、田斷周等同誌為代表，他們認為漢民族的形成是分兩步完成的。第一步是從夏部落或夏部落聯盟發展到華夏民族，在形成的具體時間上卻各有差別。謝維楊和田繼周認為華夏族形成於夏代。謝維楊在《論華夏族的形成》和《華夏族形成問題初論》中說：夏代形成的文明民族，是由夏代前夕的部落聯盟轉化而來的，這個民族就是最初的華夏族。他們不僅創造了夏代國家及其文明，而且也是後來商代和周代國家及其文明的創造者。田繼周在《夏代的民族和民族關係》中說：夏國家的建立對夏族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夏族形成的標誌，也是夏族名稱的來源，夏族或稱華夏族。鄒君孟則認為華夏族形成於原始社會末期，即軍事民主主義產生的時期，他在《華夏族起源考論》中對此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由於他們認為華夏族形成於夏代或原始社會末期，所以他們又一致確認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共同體就是一個，即華夏族。田繼周說華夏族形成於夏，發展於商，壯大於周。商人和周人是華夏族的一部分。鄒君孟說華夏族產生於我國原始社會末期；中間經過奴隸社會夏、商、西周三代。謝維楊則更加明確地說：夏、商、周“三族”說完全不能成立，因為夏、商、周三代王族是三個親屬家族集團，從一開始就屬於同一個華夏族的成員，從而根本否定夏、商、周“三族”的存在。第二步是從華夏族轉化為漢民族。對此，謝維楊和田繼周的意見比較簡略，謝維楊說“華夏”是漢族的古稱。田繼周說秦漢以後，華夏族與漢族等同起來了。華夏族與漢族被視為同一民族的不同族稱，在民族的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鄒君孟比較具體地說：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封建製度的確立和區域性統一的形成，華夏族融合進眾多的少數族，於是，一個新的民族——漢民族便開始出現；及至秦漢之際，漢民族形成，華夏族的曆史才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