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理論是研究工作的指南。由於種種原因，我國學術界對於民族形成的問題，對於與民族發展有關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一些問題，一直存在著比較大的分歧。
關於民族形成的問題，在五、六十年代，分歧的主要焦點在於對斯大林關於民族定義的不同理解上，有的認為民族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形成的，故在資本主義以前沒有民族，隻有部族；有的則認為資本主義以前已有民族存在。在這個時期，牙含章根據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說的“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的論述，提出了民族最初是由部落發展成的觀點。這不僅從理論上解決了斯大林關於民族定義的基本觀點雖然是顛撲不破的，但其民族形成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論斷卻非常普遍真理的問題，同時，也是繼文瀾之後，對馬克思主義民族形成理論與中國民族問題的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有重大意義的嚐試。這個觀點，不僅為範文瀾提出的漢民族形成於秦漢時代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為我國，乃至世界上沒有經過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民族打開了進入民族這個曆史範疇的大門，在民族形成問題上表現出了曆史的多樣性。無疑，這對國際學術界也是一個價值的貢獻。
現在，盡管還有些同誌堅持認為資本主義以前沒有民族，但是恩格斯關於“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的科學論斷，已為我國學術界的多數人所接受。於是關於民族形成問題的分歧又表現在民族形成的上限問題上，有的認為最初的民族形成於原始社會崩潰，階級和國家產生之時；有的認為最初的民族形成於原始社會後期，即由部落經過部落聯盟發展之時；有的則認為民族形成的上限可以推到蒙昧時期的晚期；有的甚至認為民族形成的上限與原始氏族部落的形成同時。目前，討論正在展開。
分歧雖然存在，但從漢民族具有悠久的曆史，在古代完整地、連續地經曆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實際出發，我們認為研究漢民族是怎樣形成的，首先必須解決的理論問題，應該是部落是怎樣發展成民族的？
關於部落如何發展成民族的問題，恩格斯在其不朽的著作《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作了精辟、具體的論述。在原始社會末期，由於生產工具的不斷改進，生產力的逐步發展和提高，社會勞動大分工斷發展，這不僅促進了共同經濟類型的產生，而且導致了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部落的分化和解體，恩格斯說，私有財產的出現，“在氏族製度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於是，氏族、部落沿著分化和解體的道路一步一步地向前進；氏族和部落首長的權力由選舉變為世襲；兒子繼承財產的製度促進了家庭財富的積蓄；為了掠奪更多的財產，戰爭成了正常的職業；貧富的分化和奴隸的大量使用，出現了階級的劃分和對立。這樣，氏族、部落的一套原始共產主義的製度已完全不能適應這個新的經濟基礎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隻要社會一越出這一製度所適用的界限，氏族製度的末日就來到了；它就被炸毀，由國家來代替了。”
在氏族、部落分化解體，階級產生和國家出現的曆史過程中，維係氏族、部落的血緣關係也逐漸廢馳，而向地緣關係轉化。這個轉化過程的具體表現就是各不同氏族、部落的人員，不斷雜居起來，而且“一代比一代厲害了”。剛產生出來的國家，為了保護統治者的利益，“第一次不依親屬集團而依共同居住地區為了公共目的來劃分人民。”所以，恩格斯在分析古希臘提秀斯所起草的憲法時就指出：“由於這一點，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進了一步：相鄰的各部落的單純的聯盟，已經由這些部落融合為統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
恩格斯的這些論述，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在原始社會末期，在階級產生和國家出現的曆史條件下，部落發展成民族的關鍵，是血緣關係向地緣關係的轉化。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隻能是氏族、部落等人們共同體，而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的人們共同體才是民族。這不僅是民族與其他人們共同體的根本區別所在，一般說來，也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標誌。因此，我們可以說，血緣關係向地緣關係的轉化，是研究最早民族形成的鑰匙。掌握了這把鑰匙，幾乎可以打開所有古代民族形成的大門，我研究和探討漢民族的形成也就以此為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