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主源之一——炎黃）
一、神話傳說與曆史的事實
自古以來在漢民族中就流傳著關於炎帝和黃帝的傳說。炎帝“人身牛首”，既是太陽神，又是農業之神。黃帝則長著四張臉，是以雷神崛而為中央天帝。因此，曆代不少史學家認為炎帝和黃帝並無人格的存在，其傳說不是真實曆史的反映，隻是神話的想像而已。把神話傳說與曆史真實完全對立了起來。
其實並不然。
從理論上來說，神話傳說，神話傳說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的藝術，在本質上與其他藝術一樣，是反映一定的社會生活的，是產生在一定的社會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遠古時代的神話傳說是怎樣產生的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原始人在最初脫離動物界進入曆史的時候，“他們還是半動物性、野蠻的，在自然力量麵前還無能為力，還意識不到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象動物一樣貧乏，而且在生產上也未必比動物高明。”馬克思更直截了當地說：“人物雖然是神話中的人物，但這一點並不重要，因為傳說確切地反映了氏族製度”。因此炎帝和黃帝雖然“反映在荒誕的神話形式中”，但卻透露了漢民族遠祖原始氏族製度的信息，表現了神話傳說與曆史真實性的統一。此其一。
其二，從先秦典籍看，雖然《詩》、《書》沒有記載炎帝和黃帝，但是不僅喜以遠古曆史作論據的諸子明言黃帝的著作有《老子》、《管子》、《莊子》、《古書》、《屍子》、《韓非子》、《列子》、《孫子》、《呂氏春秋》等，即司馬遷所說：“百家言黃帝”。而且諸如《左傳》、《國語》、《戰國策》、《逸周書》、《世本》、《竹書紀年》、《周禮》、《禮記》、《大戴禮》、《易係辭》和《山海經》等重要史籍也無不普遍地輯錄了炎帝黃帝的事跡。《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即晉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的記載。《國語·周語》記載：周靈王二十二年太子晉雲：“夫亡者豈無寵？皆黃、炎之後也。”2000年前以治史謹嚴著的司馬遷在編撰《史記》時，不僅掌握了先秦典籍中關於炎帝和黃帝的史料，而且實地調查了黃帝的遺跡，核對了史書上的材料，初步剔除了關於炎帝和黃帝傳說中的神話外衣，還曆史的真麵目，編寫了《五帝本紀》，肯定了炎帝和黃帝傳說的曆史真實性。
其三，從祭祖風俗上看，民俗學史告訴我們，祖先崇拜及對祖先的祭祀都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而且對祖先的祭祀是按照世係的先後進行的。春秋之世的郯子就聲稱：少氏“吾祖也，我知之”。可見盛行過祖先崇拜的漢民族先民，以口耳相傳的形式，把自己祖先的係譜從原始社會記述到有文字記載的時代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國語·魯語上》明確地記載說：“有虞氏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後氏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傳世的齊威王所鑄戰國銅器《陳候因敦》銘文也載：“高祖黃帝，邇嗣桓文，朝問諸候，兮揚厥德。”都表示了對黃帝作為遠祖的確認。《左傳》成公十三年曾說：“國之大事，在祀為戎。”因此，把黃帝作為祖宗頂禮膜拜的漢民族的先人是絕對不會否定炎帝和黃帝的真實性的。
其四，從考古材料上看，據有關專家研究，在年代上，距今約5000年的黃帝，與經碳——14測定的仰韶文化的下限一致；在地望上，炎帝和黃帝的主要活動範圍多在豫西、關中和晉南地區，而仰韶人的體質與現代中原人的體質一樣；在仰韶文化出土物上，仰韶文化後期的西安半坡、臨潼薑寨等遺址出土的精美的磨製石刀、石斧、石臼、磨盤、磨棒、石鋤、石鐮、石鏟，以及粟的標本，饅頭牲畜的圈欄遺跡，馬、牛、羊、雞、犬、豬的骨骼，長方形的爐灶等等，與史書上記載的“黃帝之時，以玉為兵”，黃帝“木為杵掘為臼”，黃帝“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黃帝“伐木構材，築仆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灶，黃帝所置”等關於黃帝造物的故事又大體相符，可見黃帝傳說所透露出來的原始社會的信息，就是考古學上仰韶文化後期的社會概貌。
總之，炎帝和黃帝的傳說雖然都披上了神話的外衣，但是其內核卻是真實的。
二、炎黃帝部落聯盟的建立
炎帝和黃帝是如何誕生的？這個問題神話的迷霧特別濃厚，由於古代人對原始社會的茫然無知，傳說裏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要弄清華夏民族的根源所在，必須先搞清這個問題。
關於炎帝的誕生，《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薑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我們剔除混雜在其中的關於神農誕生的傳說，以及三平二滿和典氏為炎帝之父子誤，可知炎帝母曰任姒，有氏女，感生炎帝，人身牛首。即炎帝是牛氏族的男子與蛇氏族的女子任姒婚配所生；炎帝以牛為圖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