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誌》載：“南越巢居”。所謂巢居，即居住在後來稱之為“幹欄”式建築形式的房屋裏。其特點是：底部懸空，正脊的兩頭翹起，並長於屋簷，屋頂成兩麵坡式。這種建築形式既可防濕熱，又可防獸害。與江南水網地區的自然條件是適應的。此後江南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及嶺南一帶長期住“幹欄”式的房屋。《太平禦覽》卷七百八十引《臨海水土誌》雲：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於棧格上，似樓狀。”
此外，河姆渡遺址的重要收獲之一，就是大片帶有榫卯的木構建築遺跡的出土。各種形式的榫卯形式的發現，反映了當時木構建築技術的水平已相當發達。在第4層中，已發現排列整齊的樁木13排，至少包含著3座幹欄式的有前廊的長屋。
4．善舟之習相同。
在江河湖泊縱橫交錯的江南地區，舟是百越的交通工具。《呂氏春秋·貴因》雲：“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淮南子·齊俗訓》亦雲：“越人善於舟”。對於百越之“善於舟”，《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有一段十分形象生動的描繪：越人“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如此嫻熟的駕船善舟之習確實是相當突出的，故《淮南子·齊穀訓》中又雲：即便“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舲舟，浮於江湖。”
又是絕非偶然巧合的是河姆渡遺址曾出土6件木漿，其中1件還刻有幾何形花紋，製作工整，造形美觀。木漿的發現，說明河姆渡人為了適應江南水網地區的自然環境，已經善於用舟代車了。至今餘姚，紹興一帶仍以舟代車為習。
從上述河姆渡人與後來的百越之人在圖騰崇拜、經濟生活、建築形式和善舟之習諸方麵的相同，說明河姆渡文化與百越文化之間確實有著相當密切的親緣關係。而這種親緣關係的存在又表明百越是中國南方的又一支土著。
還可以繼續得到證明的是，繼河姆渡文化以後，考古學上在長江下遊還發現了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使我們可以理出長江下遊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脈絡，而且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新石器時代漢民族先民的主要體質特征由北向南似有：從顱骨短而高向長而低，上麵部較狹長向低矮，眼眶較高向較低，麵部較垂直向突頜，中寬的鼻型向闊鼻發展的趨勢。可見遠古漢民族的先民早在舊石器時代已有南北兩大類型，以後逐步演化為現代華北人和華南人，而華中人則是兩者之間的過渡型。
緊接著的是考古學上的幾何印紋陶文化時代。值得注意的是幾何印紋陶文化與百越的健在基本吻合，根據大量的考古材料可知，幾何印紋陶文化主要分布在蘇南、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及廣東等省市，而其周圍擴及台灣、廣西、湖北及安徽的一部分地區，即大體分布在長江以南的中國東南部及南部地區。而《漢憶·地理誌》顏師古注雲：“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裏，百粵雜處”。“百粵”即“百越”也。林惠祥先生也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廣，占中國東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廣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諸省。”這絕非偶然的巧合吧！
還值得注意的是幾何印紋陶文化與百越的起始年代又基本一致。根據對考古材料的測定，幾何印紋陶文化出現於新石器時代的晚期階段，距今約3500——3700年左右。但真正進入幾何印紋陶文化時代，則大體距今約3500年左右，即商代初期。所以，幾何印紋陶文化於商周，春秋時期達到全盛化，至戰國時期開始走向衰落，秦漢時代則基本結束，隻是在個別地區還有一定比例。而百越之登上曆史舞台，見於史籍記載是開始於春秋時期，《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越王勾踐，其先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發，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又張守節正義雲：“《輿地誌》雲：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曆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日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為子，號為於越”。此外，《竹書紀年》亦載：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東至九江，遂伐越，至於紆。”《跑史》亦雲：“紆，穆王伐之，大起九師，東至九江，蚖蟬為梁，在江東矣”。可見百越活躍於春秋，正好是幾何印紋陶文化的全盛之時，這也絕非偶然的巧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