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權，華夏民族終由分散走向了統一。在中央集權的製度下，秦姑皇下令“墮名城”，不僅打破了各諸侯國相互封閉交通的情況，開始了“車同軌”的新時代，而且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製度，秦始皇又下令“治馳道”，以首都鹹陽為中心，“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大約有9條幹道。後又令蒙恬塹山堙穀，修築由九原(今內蒙古包頭西北)經雲陽(今陝西淳化西北)，直通鹹陽，長達1800餘裏的“直道”；令常額在雲貴地區修築“五尺道”；用兵百越時修築了過天嶺的“新道”，開鑿了溝通湘江和漓江的靈渠，這樣，中央集權製度促使華夏民族的交通統一並發展，形成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至珠江流域縱橫相連的交通體係，華夏民族內部的經濟聯係性當然也得到加強。
西漢之後，由華夏民族發展、轉化而來的漢民族，在中央集權製度之下，又開辟了許多新道和開鑿了許多新渠，主要有：
裦斜道：漢武帝令湯印為漢中太守，發數萬人開辟裦穀(今陝西裦城)到斜穀(今陝西郿縣)這路，長約700裏，使長安到南鄭縣八蜀的距離縮短了400裏。
回中道：回中在今陝西隴縣西北，漢武帝開回中道，北出蕭關(今寧夏固原東南)，以通塞北。
子午道：從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經漢中，達終南山，為王莽所開。
飛狐道：從代至平城(今大同市東北)，長300餘裏，為東漢光武帝詔王霸帶刑徒6000餘人修成。
嶠道：零陵(今湖南零陵)至桂陽(今湖南郴州市)，為東漢章帝所開。
渭渠：起長安，沿終南山至黃河，長300餘裏，為漢武帝令徐伯表率數萬人開鑿。
陽渠：自滎陽(今河南鄭州市西)至千乘(今山東高壽縣高苑鎮北)，長千餘裏，為東漢明帝所開。
所有這些新道和新渠的開辟和開鑿，都是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運用國家權力所建成，否則，誰能征發數萬人辟道鑿渠？誰又能詔率數千刑徒開路修渠？所以漢民族共同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表現，即發達交通網的建立，與中央集權製度是有密切關係的。
反過來，交通越方便，越發達，中央集權製度也就越鞏固。因此，漢民族曆代統治者也都注重發展交通，於是漢民族共同經濟生活的血脈——交通，也就越來越發達。以唐代為例，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分為5條幹線：東路經洛陽至汴、宋，以至山東半島；西路至歧州(陝西風翔縣)，入四川成都；南路至荊襄，再南下長沙經廣西達廣州，西北至涼州，以通西域，北路至太原，山娘子關至範陽(今北京)，或沿黃河東進轉北至範陽。與此同時，唐朝還大大發展了前代以來的驛傳製度，全國共有驛站1639所，其中60所水驛，1297所陸驛，86所水陸相兼。若地勢險阻及須依水草，不必30裏。這種驛站雖然主要便於官吏往來和文書傳遞，但對發展交通無疑也是很有利的。從這些大州市到其他州縣又都有支線，交通順暢安全，正如《通典》所說：“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裏，謂之驛驢；南至荊、襄，北至太原、範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施遠達數千裏，不持寸刃。”水路交通也形成了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包括廣東、福建在內的江河湖泊水道網。正是“天下諸潭，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譯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淮海。弘舸巨艦，幹舳萬艘，交貿往返，昧且永日。”
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隋朝開水濟渠、通濟渠、邗溝和江南河，連接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5大河流，建成了南起餘杭(今杭州)，經浙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河北、北至涿郡(今北京)，長達4000鄉裏，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這條運河的建成不僅加強了政治的統一，而且對於加強漢民族內部的經濟聯係性有著特殊的意義和作用。因此披稱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是可以與萬裏長城相媲美的漢民族的又一個象征。
此外，海上交通有廣州、泉州、明州、揚州、登州等口岸，南通南洋，西至波斯灣和非洲東岸，東通朝鮮和日本。古代這樣發達的水路交通網發展到今天的鐵路、公路、航運四通八達的海、河、陸、空的現代交通網，如同血脈一樣，把漢民族的共同經濟生活貫通成一個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