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經濟聯係性的表現之三：繁榮的城市經濟
漢民族內部經濟聯係性的另一根紐帶，就是繁榮的城市經濟，它始終是漢民族共同經濟生活的血肉部分。
漢民族城市經濟的繁榮與歐洲不同，歐洲城市興起的主要原因是處於農奴地位的手工業者，隨著手工業的發展，強烈地希望擺脫封建主的束縛，成為獨立經營的小商品生產者。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有的逃出莊園，在堡壘和教堂附近，在渡口或交通要道上，聚居起來，進行生產。於是，這些地方逐漸形成為集市，然後又逐漸發展成工商業城市，這就是學術界一般所稱的“自由城市”。因此，我們可以說：歐洲城市經濟的繁榮，主要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漢民族城市的興起和繁榮則多半是由於政治和軍事的需要，或者換一句話說，是由於中央授權製度的需要而興起和繁榮起來的，這也就是學術界一般所稱的“郡縣城市”。
以漢民族形成之初的西漢王朝來說，當時全國比較著名的城市有20個左右，主要分布在關中、三河、齊魯、燕趙、梁宋、楚越、巴蜀等地區，除長安外，洛陽、臨淄、邯鄲、宛、成都、燕、壽春、彭城、吳、江陵、陶、睢陽、溫、軹、番禺等也都是當時著名的城市。故《鹽鐵論·力耕篇》雲：“自京師東西南北，曆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肪臻，萬物之所殖者。”足見漢民族的共同經濟生活中城市的勃興和繁榮。這是為什麼呢·稍了解先秦的曆史，便可知這些城市多為諸候園的都城，不是政治中心，便是軍事要地。先拿西漢初年城市經濟最發達的關中地區來說，當時的關中，即指今日陝西全境和四川、甘肅之一部分。這個地區，尤其是渭水流域一帶，是漢民族祖先的搖籃地之一，正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說；在周代。“公劉適分，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在秦代，“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始皇、二世都鹹陽。這些曆史上的政治中心，並不因朝代的更替而墮廢，而是隨曆史的推移而更新。再拿三河地區來說，所謂三河者，即河東、河內、河南的總稱。河東為今山西西南部，河內、河南並為今河南北部。這一帶也是漢民族祖先的搖籃之一，如《史記·貨殖列傳》所況：“昔唐人都河東，廢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幹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這些曆史上的古都、名城，如楊(今山西洪洞東南)、平陽、溫、軹、洛陽、穎川、南陽、宛等，雖然隨曆史的發展而喪失了全國或侯國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卻仍然是地方的政治中心。此外，齊魯地區的臨淄(今山東淄博市東北)，梁宋地區的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睢陽(今河南商邱縣南)，江淮地區的彭城、壽春(今安徽痔縣)，楚越地區的吳(今蘇州市)、江陵等，過去也多為侯國都城。可見漢民族城市的興起大多以政治中心為始。
西漢以後，先秦興起的這些城市大都成了漢王朝的地方政治小心，或為郡治，或為縣治。特別是長安，作為漢王朝的首都，首先由於它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是中央集權製的象征，才建設成城牆周圍共合漢代60多裏，有12個城門，門道下有磚券砌下水道和石砌下水道，街道災可容納12輛大車同時並進，規模宏大，比當時西方的羅馬城大3倍的世界最大的城市。在中央集權製度的影響和作用下，武帝時，徙於長安及其附近“郡國豪傑及三百萬以上”者不知多少；昭帝時又“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宣帝時又“募郡國吏氏百萬以上徙平陵”；成帝時又“徒郡國豪傑紫五百萬以上五千戶於冒陵”。這樣，憑借中央政府的權力，長安不僅是一個政治中心，也成了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再加上其北部戎翟，西綰羌隴。南禦巴蜀，東通中原，所以四方輻輳，並至而會，使之又成為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由此可見，長安這個商業城市的興起和繁榮，是以政治中心的地位作基礎的。如果沒有中央集權的製度的影響和作用，長安要成為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自然是不可能的。
其他城市無不如此，如邯鄲，原是趙園的都城，正因為有這個政治中心的地位，在戰國時才成為富商大賈糜集之地，西漢時更為發達。又如臨淄，原是齊國的都城，也是因為有這個政治中心的地位，自戰國末以至秦代，已發展到七萬戶人口。西漢時人口增至十萬戶，成為“人眾殷商，巨於長安”的大都市。再如吳，本是吳國都城，西漢對又為吳王封國之都，長期以來為長江下遊地區的政治中心，造成為大江南北商路之綰紐，又是三江五湖之商人之所交萃。總之，漢民族城市的興起和繁榮，一般都是定的先成為政治中心，然後再發展成商業中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