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相貨幣經濟是一件事物的兩個側麵。這就是說，在商品的交換過程中，從商品方麵看，是商品流通；從貨幣方麵看，則是貨幣流通。正如馬克思所說：“在流通中，產品首先發展成為交換價值，發展成為商品和貨幣。”因此在商品經濟與貨幣經濟之間就形成了一種相輔而行的有機聯係。這樣，春秋戰陽至案統六國一直在累進發展的貨幣經濟，到西漢之時，就達到了一個高峰階段，那的，不僅流通中的貸幣完全是金屬貨幣，而且黃金一直占統治地他．貨幣在經濟生活中具有的價值、流通、貯藏、支付等功能幾乎都用黃金來表現，據《漢書·食貨誌》所裁，漢代“黃金重開(約合今2兩)，宜(值)錢萬”。由於兩漢商品經濟的發達，常有大宗的貿易，所以有的人儲備黃金多達幾十萬斤。使用起來也十分驚人，如漢武帝征匈奴，一次賞賜就用黃金數十萬斤。
隋唐以來，貨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文物經濟的衰落，貨幣經濟逐漸奪取了實物經濟的地盤，據《新唐書·食貨誌》雲，唐穆宗時，錢幣不但“行之於中原”，而且“泄之於邊裔”。在人們的思想上，一反過去重實物的風氣，而“多重見錢”。更貫要的是為了適應貨幣經濟發展的需要，唐憲宗時，出現了彙票形式的“飛錢”，亦稱“便技”。後代貨幣經濟的這種新發展．從一個側麵深刻地反映了漢民族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達。
在漢民族貨幣經濟發展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是：比宋紙幣“交子”的出現。《宋史·食貨誌下》載：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急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婚，以三年為一界而投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
這樣，漢民族紙幣的出現比美洲早5個世紀，比歐洲早6個世紀。四川“交子”出現不久，北宋政府即收奪了“交子”的發行權，後又杯開封設“交子分”專門負責“交子”的發行。雖然宋代使用“交於”紙幣產生/種種流弊，但卻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漢民族封建商品經濟的發達和活躍。
二、漢民族民族共同市場的統一
漢民族的共同經濟生活小，雖然自然經濟始終占統治地位，但是卻由於又有發達的封建商品經濟，在把勞動形式互換為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經濟關係中，把人們凝結成為一個穩定的民族。而商品纖濟的這種凝結作用，又具體表現為漢民族民族共同市場的統一。
西漢時，就初步形成了以長安為中心的商業網，長安不僅是政治中心，而且還是內地與巴蜀、西北地區貿易的樞紐，成為漢民族的政治中心。關於這一點筆者已在本章第二節中作了論述，發展到隋唐，長安仍然是漢民族的經濟中心，是西域和劍南等地商業的彙集點，設有東京、西東兩市。東市“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麵文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西市“市內店肆如東市之製，市署前有大衣行，雜糅貨賣之所”。長安以下，州也設市，父小最著名的是地處長江和運河會合處的揚州，“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服，揚力一而蜀次之地”；成都是“水陸所奏，貨殖所萃”自古為商業都市；荊州“南控岷峨，東起吳會，五方枕奇，四民昌阜”。是長江中遊的一個繁盛都市；廣州“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並載否藥、珍寶，積載如山”，是嶺南最大的都市，又是著名的國際商港；供州(今南昌)是廣州和揚州之間的一個中轉地，海外和嶺南的貨物，大都從廣州越大庚嶺，取水道到洪州，再沿江而東，為“江淮之間一都會也”；關中的岐州(今陝西風翔縣)“西通河隴，舟車輻湊，內多豪族，外引名商”；河南的蔡州(今河南汝南縣)“地接荊郢，商旅殷繁”；錢塘江流域的杭州、越州(今紹興)、明州(今寧波)及福建的泉州也都是大都市或國際商埠。州以下，各縣也設市，《夢梁錄》所記宋朝縣市“每囚清晨，兩街巷門浮鑰上行白市買賣，熱鬧至飯前，市罷而收。”此外，還有離州縣較運，因商業上的需要在交通便利的地點形成草市，以及材落間定期交易的小市，嶺南稱“墟”市，西南稱“街”市，北方稱“集”布，即所謂“凡聚落相近，期某旦集，交易哄然，其名為虛。”又有在神廟定期舉行交易的廟會，《東京夢華錄》對汗京相國寺的廟會就作了生動具體的摘述。這樣，從上到下，從城市到鄉村，都設立了大小不等的市，初步形成了漢民族的民族共同市場。
明清之際，由於漢民族內部經濟聯係性的進一步加強，民族共同市場統一的條件漸趨成熟。這些條件主要是：
1．中央集權製廢的完善化
西漢以來，中央集權的封建製度雖已確立，但分封製度卻一立存在，直到明太祖朱元漳之時還把其24個兒子和1個從孫分封到全國各地，因此地方封建勢力仍有一定的能量。隻是在“靖難之役”以後，繼續進行削藩，加強了對地方封建勢力的製，在行政上基本上取消丁分茅裂土的製度，健全和完善了中央派宮管理省、府、州、縣的體製，使中央實權製度完善化，從此紹束了“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局麵，在全國統一日益鞏固的大勢之下，漢民族的共同地域也日益鞏固，這就為民族共同市場的統一提供了政治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