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交通運輸的網絡化
明清之時，交通有了明顯的進步。過去內陸航運，直到宋代還是東西向為主，南北水路僅以汴河為主，南聯江淮，北至河南汴京而巳。明王朝時大力經營山東運河，接通了宜隸和長江流域，使人運河成為不僅是漕運的主要路線，也是南北貨運的幹渠。及至清代，不僅運河貨運任務繁重，而且長江、珠江也如此，這樣，加上各地大小河流航道，水運交通網大大擴展了。陸路方麵，到清前期，南北縱線有：
河北——山東——蘇北——蘇南——浙江——福建；
河北——山東——安徽——江西——廣東；
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
河北——山西——陝西——四川貴州、雲南；
東西橫線有：
河北、皖北——河南——陝西——蘭州；
廣州——廣西；
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廣西。
再加上各地大小陸運道路，陸運交通網也大為擴展了。
3．商品流通條件的係統化
商品流通是需要有一係列保證條件的，首先是郵遞事業開始廣泛發展，在永樂年間已出現的民信局，到明未清韌時巳在沿江、沿海和內地重要的州、縣擴展，大小民信局達幾千處．民信同除了郵信、包裹和彙款處，還代運貨物、兌換鈔票，在東北，甚至還兼管鑷局保運。其次是責金屬貨幣——白銀的廣泛流通，明清之際，民間交易一直是大宗用銀，小宗用碎銀或製錢。再次是票號和錢莊興起，乾嘉年間，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天津開設日升呂顏料鍋，最先利用天津和重慶間銅綠貨運關係，創設彙兌法，始有票號。於是，一時間山西票號蝴起，專管彙兌業達30多家。錢莊在明未已出現，到清代，各大城市均有錢莊，其經營各種貨幣兌換業務，貼現相往來存款，既有利於商品流通的順利實現，又有利於商人資本的周轉。再次是某些商業經營的物質技術條件，如塌房、廓坊、堆垛場、堆棧一類為地區間大宗貿易服務的倉儲機構日益增多。所有這些都為商品流通創造了比較係統的條件。
4．海外貿易的擴大化
明代的城市如廣州、泉州、福州、寧波、上海、杭州、蘇州、鬆江、景德鎮等，都和對外貿易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是上海、鬆江，由於引種棉花，梢織業的興起和圓內外的銷售而得到迅速發展。而且明初為了鼓勵海外貿易，洪武二年特淮凡朝員貿易來的商舶，一核免稅，並派鄭祁7次下西洋，擴大和發展了海外貿易，故明代有“軍需國庫，半取於市舶”和“粵中公社詣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窮”之說。需要指出的是，明、清兩代，雖然對海外貿易四經屢加限製或粱止，但私人海外貿易一直在不斷擴大，大有不可遏止之勢，而且名方拄6陽油外貿易，300年間也有所增長，據《東西洋考·序言》說，穆宗隘慶印間，被禁的市舶一度恢複，於是收入大增，“歲無慮數萬，公私並賴，其殆天予之南庫隊”於是隆慶以來，墨西哥銀元每年流進中國數十萬到一二百萬之數。
所有這些條件的逐步兵備和完善，都對漢民族民族共同市場發生著影響，使民族共同市場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一方麵是的市市場的規模更加擴大，聯係更加緊密，其主要表現是：
(1)固定商業闖的擴展。據估計，到鴉片戰爭前夕，北京、蘇州、武漢3城總計店鋪不下百萬餘家，這是城市市場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
(2)商業區的更多出現。如濟寧，從康熙到道光約170年間，城內街道由原來的45條增至62條，城外街道從原來的42條增至140條，形成了許多新的商業區。
(3)專業化行業的出現。一些城市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行業出現專業化的現象，成為鄰近地區或國內該行業的批發交易中心。如蘇州不僅是絲織業中心，也是各省琶藍布彙集之所。又如臨清城，為北方布匹綢緞的主要她銷地，明神宗萬曆年間，這裏姚有布店73家，緞莊33座。
(4)集市空前繁榮。北京、南京的廟市白是典型，就是杭州的香市，據張訪的《陶商夢億》卷七所雲：“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服肋笛瑪，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仿、孫兒嬉具之類，無不集。”
(5)國內物資交流擴大，洋貨內銷增多。據徐熙鱗的《熙朝新語》卷十六所雲：蘇州“山海所產之珍奇，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萬裏之商賈，濟肩輻筷。”徐揚的《盛世滋生圖》上就有二家懸掛“洋貨行”市沼的店鋪，嘉慶年間，又成立了專管洋貨業的“詠勤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