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智
智，同知。在儒家的仁禮思想中，“智”是實現“仁”的重要條件之一，孔子所說的“知者利仁”就是這個意思。
怎樣才能做到智呢？儒家仁禮思想主張：
（1）知行合一
儒家所講的“知”，有時是指知識，有時是指智慧。“行”，就是實行，即如何應用知識，又如何發展智慧。所以孔子認為“力行近乎仁”。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朱熹曾形象地比喻為車的兩個輪子或鳥的一對翅膀，缺一不可。後來王陽明明確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論，認為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完成，兩者是不能分開的。
(2)品學兼優。
關於品學的問題，孔子對仲由講過一段十分精辟的話，他說：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其意思就是說愛仁德而不愛學問，容易被人愚弄；愛耍聰明而不愛學問，容易使人放蕩而飄浮，愛誠實而不愛學問，容易被人利用而害己；愛直率而不愛學問，容易說話尖刻而傷人；愛勇敢而不愛學問，容易搗亂而闖禍；愛剛強而不愛學問，容易膽大而妄為。一言以蔽之，就是沒有學問的人實際上也是一個沒有道德的人。反過來，無論學文、學詩、學禮、學道，其最後的目的，都是為了達到仁，即“下學而上達”。所以，隻有品學兼優的人，才是人們的學習榜樣。
（3）白知之明。
孔子認為“知人”也是智，而“自知”更是智。所以他特別重視自我省察，主張“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即見了不好的人和事，要檢查自己是否也有同樣的錯誤；自己有了過錯要進行自我批評。
這些關於智的種種觀點，積澱於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之中，又以刻苦好學的行為模式表現了出來。漢族民間普遍認為；一個人貴有自知之明，知不足才好學；做人應該做一個品學兼優的人，光有道德，沒有學問，對人民的貢獻就小，而光有學問，沒有道德，甚至會給社會造成危害；而要做一個有自知之明的品學兼優的人，就必須身體力行，刻苦學習。在漢民族之中，不僅古代“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刻苦攻讀成大業者不勝枚舉，直到現在中國學生（絕大多數是漢族）讀書刻苦，學習用功是得到世界各國所公認的。
5．信
信，就是誠實不欺，恪守信用的意思。孔子也很重“信”，把信當作實現“仁”的重要條件之一，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告訴人們如果沒有信用，是無法處世立業的。人的信用有兩方麵的含義，其一是自己對朋友要重諾用，“言而有信”；其二是使朋友對自己有信心，“信則人任焉”。此外，孔子認為講信用還有一個原則，即“信近於義，言可複也。”強調合於道義的信用可行，反之則可不行，不然的話“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儒家關於“信”的這些觀念，積澱於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之中，雖然對個人立身處世的道德意識有積極的影響，使真誠、守信成為漢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但是對缺乏法製的漢民族又產生了一種重要的消極作用，這就是“信”在某種意義上和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法製，而成為封建國家治國的根本，人們按照“禮”的規定互守信用，借以調整統治階級之間、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曆史的發展和比較已證明：以“信用”代替“法製”，對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發展是有弊無利的。
由此可見，仁禮思想是儒家思想積澱在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中的一種十分重要的成分。
四、小康思想
孔子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天命思想、人性思想和仁禮思想，其實都是為其終身奮鬥的小康思想服務的。
孔子政治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他在《禮記·禮運》中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其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聞。是謂大同。”
這種天下“大同”的理想，與其說是一幅理想化了的傳統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圖景，不如說是孔子關於天命思想、人性思想和仁禮思想最高境界的一幅示意圖或想象圖。
當然，曾發生過“道之將廢與也，命也”感歎的孔子十分清楚天下“大同”隻能是一種美好的理想，而不可能成為社會的現實，所以，他又非常現實地提出了小康思想，他在《禮記·禮運》中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