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漢民族的傳統節日為什麼又多源於曆史？
一方麵這固然是漢民族曆史悠久，在上下5000年深厚的曆史土壤中滋生、形成、發展和演化的傳統節日離不開曆史的影響，這種影響的深遠性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麵又是由於漢民族自古以來宗教觀念淡薄所致，對此本書第五編第四章第一節中已作論述。試看漢民族的曆史，與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各族以及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各國不同，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和持久性的大規模的宗教迫害，未曾出現過有權壓迫其他教派而占統治地位的特定的宗教，更未見足以同國家政權分庭抗禮的宗教勢力或單純的宗教政權。漢民族中流行過各種宗教，不管是外來的佛教，還是土生土長的道教，在一般情況下不僅能相安共處，甚至還能互為吸收。所以宗教在漢民族中基本上沒有形成過嚴重的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漢民族人口眾多，但真正信教的人一向很少，這與西方各族絕大多數甚至全體信奉基督效，阿拉伯各國都奉伊斯蘭教為國教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宗教不能在漢民族中紮根”，於是漢民族的傳統節日與宗教就很難有緣了。漢民族宗教觀念淡薄的這種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特點的形成，與漢民族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所處的特定的地理環境、曆史條件以及文化特點有著密切的關係。眾所周知，漢民族發育於黃河和長江流域，自古以來受到水患的威脅，特別是黃河的水害。這樣的地理環境雖然為迷信思想的產生提供了一個源泉，但是治水歸根到底要靠人力，而不是靠鬼神。中國民間自古以來關於鯀和大禹治水的種種傳說就反了這一現實問題。所以漢民族傳統節日雖也帶有種種迷信色彩，但卻不能源於宗教，而往往不是源於農事，就是源於曆史，此其一。。
其二，漢民族關於人類的起源，就其有文字記載的傳說時代來說，與世界各民族相比，是神性最少，自然性和人性最多的。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各民族普通認為人是上帝創造的，漢民族卻沒有這種神創造人的故事。據稱最初的人類出自女媧和伏羲兄妹相交的傳說，這兩人都不是神，而是漢民族傳說時代“三皇五帝”的成員。另外，人類文化起源和演化的曆史更是如此。拿火來說，漢民族的傳說是燧人氏靠“鑽木”取火，忠實地反映了原始人勞動的進化，而希臘神話傳說，是普羅米修斯飛到天庭從太陽那裏偷來的屬於神的火。其他諸如農業、畜牧、宮室、衣著、農具、文字以至典製等等，都傳說是黃帝及其家族和臣屬們發明和製作的，取之於大自然，來源於人間，神的作用微乎其檄。從漢民族民間傳說中，我們看到的不是“神”的人化，就是“人”的神化，都離不開人。這種自然性和人性遠遠超過神性的曆史條件，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漢民族傳統節日源於宗教的可能性。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各族最隆重的“聖誕節”是紀念耶穌誕生的節日，阿拉伯民族的“開齋節”、“聖紀”和“古爾邦節”三大節日都是伊斯蘭教的主要節日；猶太人的“逾越節”又與上帝有關；而漢民族的傳統節日卻不是與農事有始源關係，就是與曆史有始原關係的原因。
其三，漢民族的古代典籍從來不以宗教觀點為根本的立足點。《詩》、《書》、《易》、《禮》、《樂》、《春秋》都是世俗的，人性的。而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不僅猶太人的以《聖經》、巴比倫人的《吉迦美土史詩》和阿拉伯人的《可蘭經》以宗效為本，連埃及人的《字搭文》和《夏巴卡碑銘》、波斯人的《阿維斯陀》、印度人的《吠陀》也無不以宗教為本。這樣，漢族古代典籍的非宗教性，就從古典文獻方麵斷了漢民族傳統節日可能源於宗教的路。
其四，漢民族古代思想意識的著眼點是人的今生，主要研究人倫道德，而不是鬼神和著重來世的宗教。這一點，孔子所創立的儒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儒學以“仁”為核心，以“孝”為根本，強調今生，不重來世，對此，孔子有兩句名言，一句是他在回答子路對鬼神和人死後的情況時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另一句是“敬鬼神而遠之”，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使儒學取得了統治地位。在統治階級的提倡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思想更是日益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方麵，乃至廣大人民的生活、習慣、風俗、行為方式以及思維方法之中，儒學成為漢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血肉部分。正因為古代漢族思想意識重今生、輕來世，所以不僅漢族本身從未產生過真正的宗教，就是外來宗教，如佛教，也隻是經過儒化後才站住腳的。古代漢民族思想意識這種非宗教的傾向，又從思想意識方麵切斷了漢族傳統節日可能源於宗教的路。
總之，自然性和人性既多於神性，又大於神性的漢民族，其傳統節日的起源基本上不可能是宗教的，而隻能是世俗的，即不是起源於農事，就是起源於曆史，從而形成了漢民族節日世俗性的文化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