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重性，《紅樓夢》中曾說“大有大的難處”，推而廣之，曆史悠久也有曆史悠久的難處。漢民族文化曆史悠久，碩果累累，它給我們民族和國家增添了光輝，卻也產生了阻力；它向世界傳播了智慧之光，卻也造成了中外交流的障礙；它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又是一個不小的文化包袱……總而言之，漢民族文化的優點和缺點、正麵和負麵，開放和保守，積極和消極的東西，不是象中藥鋪那樣分格放置而可隨意取舍的，而是交融雜揉，難解難分，它的優點可能就是它的缺點，它的缺點也可以就是它的優點。因此，簡單化，一刀切地肯定或否定，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慎重態度。列寧曾說：
“為了解決社會科學問題，為了真正獲得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致糾纏在許多細節或各種爭執意見上麵，為了用科學眼光觀察這個問題，最可靠、最必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曆史聯係”
這就告訴我們：研究漢民族的振興當然不能離開漢民族文化的曆史傳統，而漢民族的振興也一定是在原來基礎上的“妙手回春”。對此，既有曆史的根據，又有現實的證明。
曆史的根據是唐文化的輝煌成就。本書第四編第一章第三節對唐文化的形成及其成就已作了詳細論述。現在用這個事實來說明的是，東漢以後，中國四分五裂，漢民族也跌入了曆史的低穀，處於被壓迫、被奴役，甚至滅族的危險之中。但是經三國，曆魏晉，過五胡十六國，涉南北朝，受盡了千辛萬苦。但是，曾幾何時，到了唐代，漢民族卻傲然挺立在當時世界先進民族之首列。尤其值得人們深思的是，唐文化中吸收、融彙了那麼多少數民族及至外國的文化，用當時的話來說，漢民族文化的“胡化”，但無論是印度的佛教，還是胡食，或是胡樂、胡舞，都沒有也不可以改變漢民族文化的性質，它所起的作用隻不過是使漢族文化，通過這種“異花授粉”，“遠緣雜交”而更加豐富多彩，博大清新，從而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
現實的證明是：“溫州模式”的崛起。先讓我們看幾個數字。
1978年溫州市農村的人均收入是55元，1980年為165元，1985年達417元。
1978年溫州市的總產值中，種植業占64%，工業與其他各業占36%；1985年完全翻了個頭，種植業占25%，工業占65%，其他各業占10%。
溫州市農村每戶每年淨收入超過5000元的已有40萬戶，占總戶數的三分之一。數字雖枯燥，看後卻令人振奮，從這些抽象的數字中，我們不是看見了溫州經濟的起飛嗎？昔日貧困落後，人均耕田不到半畝的溫州農村，現在已成為全國最富裕的農村之一。這是什麼原因呢？在溫州經濟起飛中起決定作用的又是什麼呢？大家一定記憶猶新，曆來漢民族文化批判最多，否定最徹底的是宗法關係和宗法思想。地處東海之隅，交通很不便的溫州農村正是一個封建宗法關係相當發達的地區。但是，溫州農村經濟的起飛，恰恰就是在被封建宗法包圍和被守法思想浸透了的家庭這個細胞裏起步的，從而形成了“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家庭工業和聯戶工業為支柱，以專業市場為依托，以購銷員為骨幹”的“溫州模式”。在這種模式中，生產者的利益同經營者的利益直接聯係了起來，充分調動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可以利用農民自己的資金、住宅和傳統技術來發展生產；可以靈活經營，及時按照市場需要組織生產，應變能力強，打開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的新路子。反過來，在溫州農村經濟的起飛過程中，又刺激了宗法關係的發展，據《社會報》記者報導：溫州農村家庭中不少老人的地位在提高；村中修路造橋的公益事業，常常由長輩出頭號召；不少家庭作坊中，雇工往往是有血緣關係的親戚；不少雇主還有意識地在企業中培養家族意識，鼓勵雇工在本企業內通婚；許多村鎮修整或新建了宗族祠堂，凡此等等，進一步表明宗法關係和家庭觀念已成為溫州農村共同致富的紐帶和生產分工的基礎。奇怪乎？奇怪也！在漢民族文化傳流中崛起的“溫州模式”，確實令人深思。它以活的事實，深刻地啟示了我們：“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漢民族在當今的曆史條件下，如何“妙手回春”而振興？答案可以是多方麵的，許多專家、學者提出的戰略、對策、規劃等都是振興漢民族，使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各個不同層次的藍圖。但是，無論是過去提的“四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國防現代化，還是現在不少人又進一步提出的文化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統統都是表象的東西，而價值觀念的現代化才是深層的東西。隨著社會主義改革的深入，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開始，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價值問題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心理素質和思維機製，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風尚、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曆史發展的水平，它實在是社會結構中各種複雜的文化因素整合的一個聚焦點。因此，它決定著民族振興與否，決定著現代化的建設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