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會稽大禹陵、禹廟、禹穴，果真是夏禹聖跡嗎?林文認為欲解此謎，當從考古學人手，再印證以典籍，方能揭示當年原貌。
如果大禹時代的寧紹地區已納入夏之範圍，那麼，它在考古學上所反映出來的文化麵貌，應與夏文化基本一致。
目前，夏文化遺存以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為代表，而浙北、寧紹地區相當於夏商時代的文化遺存主要是以上海市馬橋遺址第四層為代表，即“馬橋類型”兩者分布範圍不同，文化麵貌更是差別很大，紹興並非夏王是很清楚的，大禹絕不可能遠離故地在此冶水，或朝會諸侯，並葬於此。
徐旭生先生也曾指出，當時“錢塘江以南的山嶽丘陵地帶，也不至於有洪水的泛濫”(《中困古史的傳說時代》)。
其實，王充早就對此提出異議，他在《淪衡·書虛篇》中說：“舜全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指出“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虛也。巡狩本不致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乇充是漢代浙江上虞人，對於會稽逸聞古事，當有了解和調查，並不以司馬遷之說為然。
林華東進一步根據《管子·封禪》《墨子·節葬下》和《史記》所載：“禹封泰山，禪會稽”，以及《淮南子·汜論訓》高誘注“會稽”是：“在泰山下，封於泰山，禪於會稽是也”，和楊向奎、梁釗韜等先生的研究成果，認為早期的會稽應在山東泰山附近，紹興會稽是由山東的會稽喬遷而來，這是同某支夏後裔南徙入浙有關。
《吳越春秋》曾載範蠡築越城成功後，怪山自生，說是從山東琅琊一夕自來，此文反映出越之先袒由山東南徙之若幹史影；《越絕書》載越王勾踐滅吳後遷都琅玢，也不無重返桑梓之嫌。
當時，夏人抵浙後，逐漸與當地土著融合在一起，並慢慢占據統治地位．後因懷念其先祖，故會稽一名與大禹的傳說便出現在浙江了。這種例子不在少數，而司馬遷因相距年代久遠，不明其中底細，誤把喬遷的紹興會稽當做山東泰山附近的會稽，致使後人欲識其真麵目，誠非易事(見《紹興會稽與禹無涉——兼論於越源流》，載《浙江學刊》1985年第2期)。
陳橋驛先生在《“越為禹後”說溯源》(載《浙江學刊》1985年第3期)一文中即主張大禹巡狩會稽和死葬會稽的故事。是越王勾踐強大以後，為了軍事上、外交上和內政上的需要，有意編造出來，並加以散布，屬托古之辭。
少數民族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編造一種傳說以自稱漢族後裔的事，在以後的曆史上一直存在，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