夥計從旁邊的盤中，拿起二兩的竹筒提子，伸將下去，提將起來，把那千古詩人讚美的玉液瓊漿，倒入淺淺的黃褐色土巴碗，如是兩次。再從玻璃小櫃裏夾出一根金黃油亮的豬尾巴來，放上砧板，當當當切成整齊的短段，一刀抄入盤中，酒菜端到桌上，照例要回複一句：“全興四兩！”此時立馬進入狀態者，便是那依桌麵待的酒客……
這場景就是在現在成都的鄉場上依然隨處可見。我們可以把眼光放遠一些，文獻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清代成都酒業的情況。《成都通覽》載“成都之酒坊”：“凡四百九十六家，有燒酒、大曲酒、紅老酒，地均不寬敞。下酒之菜以花生、瓜子、豆腐幹為大宗，餘係鹵肉菜品，隨意可買，其價不定。”“燒酒每杯十六文，老酒每杯十四文，大曲每杯十二、十六文。”
據清宣統年間的統計，清末時，成都城內“有酒坊四百九十六家之多，覆蓋麵遍及全城”；“經營酒業的商幫共有六十四家，而經營傳統釀造業——醬園釀造的隻有四十三家。這意味著釀酒在整個成都釀造業中占據了很大優勢，……酒的社會需求超過醬醋兩項”；商幫組織中，鹽酒幫四十五戶業主，隻有“兩戶兼營醬園，其餘四十三戶中四十一戶專營糟坊酒業，不操別的生計”；“成都城內共有大曲燒坊十二家，普通糟坊四十五家，其中最負盛名的是署襪街的福昇全（後改名為全興成）、北打金街的金穀園和東大街的八百春”。僅這十二家大曲燒坊“總計可產大曲酒十八萬斤”。
成都大曲酒的質量很高，據資料清宣統年間成都產“大曲酒三百二十文一斤，燒酒五十二文一斤，老酒三十六文一斤，桂花酒五十六文一斤，葡萄酒五十六文一斤”，遠地而來的“涇南大曲一百八十文一斤”，價格遜於地產的成都大曲近半。可以想見，那時的成都大曲酒品質已屬上乘，進入高檔消費品之列。
成都的烤酒工積累了豐富的釀酒經驗，技藝高超，空閑時自帶曲藥和工具，走街串巷幫市民釀製家酒，每釀一鬥收工錢一百二十文，工值高於木工、瓦工，深受歡迎。資料記載，“在近代成都大曲酒的釀製中，已經產生了初步的勾兌工藝”，在現代釀酒工藝中，是很有意義的發明。
成都的酒館一直呈繼往開來，欣欣向榮之勢。明清時期，成都酒肆林立，其繁華光景直追當時最繁華的北京城。以清代為例，當時成都就有“永興敬”、“廣玉和”、“薄甕雲”、“乾元和”、“金元長”、“鄭興泰”、“永利生”等數百家酒肆。至民國時，華興街的“頤二時”，棉花街的“中國食堂”，總府路的“明湖春”，提督街的“長春園”，忠烈祠南街的“薦芳園”，陝西街的“不醉無歸小酒家”等，都贏得一片喝彩。
贏得更多喝彩的，是今天成都幾個大的“酒吧區”，包括“酒吧一條街”之類，這些酒吧早已不再停留在吃吃喝喝的層麵上，而是吃喝之餘，有歌聲相伴了。昔日酒館與茶館勾肩搭背，今天酒吧又與歌廳相伴相生了，聞名全國的那些有著若幹粉絲的“超級女聲”大腕們，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從這些酒吧裏走出來的。
隨著時代的不斷變遷，成都酒吧一直踏著時代的節拍，與時俱進，被賦予全新的內涵。作為有著悠久曆史的酒文化來說，成都這座以水著稱的城市，天然地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
$古老酒吧裏走出的“仙”字輩豪傑
清代詩人李調元詩曰：“自古詩人例到蜀。”到蜀幹什麼？寫詩。為什麼到蜀？喝酒。可以說，成都自古就是個天下人為之向往的酒吧。“錦江滑膩娥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因為有眾多的酒吧作後盾，曆朝曆代成都的名人排行榜往往就是文人排行榜，從西漢的司馬相如、揚雄開始，到唐朝的李白、杜甫、王維、高適、岑參、孟浩然、白居易、元稹、賈島、李商隱、王勃、盧照鄰、高適、岑參、白居易、劉禹錫、雍陶、韋莊，宋代的黃庭堅、陸遊、範成大、蘇軾等等，他們大多數不是成都人，但他們來到成都，留下了無數美妙動人的詩篇。今天的成都人也把他們當成了成都人，並加以紀念甚至頂禮膜拜。
在成都，要依次寫下那麼多文人和名人與酒的文字實在太難，這裏隻將李白、杜甫和蘇東坡作例。
什麼是飲者的境界？如果我們真的有心為千古好飲酒者挨個排座次的話，那麼號稱“鬥酒詩百篇”的詩仙李白，定會攜帶著這首《月下獨酌》，翩翩而來，然後全票通過，當選為千古飲者的最高典範。這位二十五歲出蜀後長期在各地漫遊，求仙訪道、飲酒賦詩的曠世天才，一生都和“酒”字緊密相連。詩才無人能比，酒量亦奇大無比。他為酒而生，又為酒而死，一生為後世留下了一百七十多首詠酒詩，如今按“平均數”稍加一算的話，我們不妨看看其中每一首詩中的酒精含量究竟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