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問古今文壇，誰把酒問青天
成都被稱之為“中國的詩都”，在中國詩詞史中，始終流淌著兩種液體：一種叫“淚”，伴隨著李煜似的閑愁“一江春水向東流”；另一種則是“酒”，詩酒風流，從遠古一直流淌至現在，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真性情與真豪傑的文人墨客，更成就了中國文學的博大、豪邁與精深。
據說，明人有一本《酣酣齋酒牌》甚為經典，將曆代與酒有關的名人雅士挨個排座次。“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被時人號為“醉聖”的李白，以“無量數”位居第一，傲視群雄；而“為人昂昂若孤鬆之獨立，其醉猶如玉山之將頹”的嵇康，以“萬萬貫”位居第二；“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臨風懷古”的杜老夫子，以“千萬貫”位居第三；感歎“若複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一生與詩酒為伴，每飲必醉的“酒詩人”陶淵明，則以“百萬貫”位居第四。十分有趣的是，竹林七賢之一、世稱“阮步兵”的阮籍，因為“醉臥婦人側”，僅以“一文錢”位居末席。
這應該算得上是一個名士與飲者珠聯璧合的偉大的排行榜，除上述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外，還有“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解酲”，以《酒德頌》傳世，令古今酒徒相形見絀的劉伶；常歎“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的孔子二十世孫孔融；自號“四明狂客”，騎馬如乘船，以“解金龜換酒為樂”，大醉後，跌進井裏竟全然不知的賀知章；喝醉後，宛如玉樹臨風，不能自持，有“瀟灑美少年”之稱的崔宗之；雅好賓客，夜則燕賞，飲酒日費萬錢，酒量有如鯨魚吞吐百川之水的汝陽王李璡；一麵耽禪，長期齋戒，一麵嗜飲，經常醉酒，“醉中愛逃禪”的吏部侍郎蘇晉；酒醉後，“脫帽露頂王公前”，奮筆疾書，自由揮灑，筆走龍蛇，字跡如雲煙般舒卷，仿佛如有神助的“三杯草聖”張旭；嗜酒不羈，一生最大的願望“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因夜偷同僚美酒，而享有“甕間吏部”美名的吏部侍郎畢卓；“道經酒肆，停車脫衣換酒，與騶卒對飲，觀者如堵”的尚書右丞謝幾卿；吏部尚書，“飲酒至八鬥方酣”的山濤；“乘牛經酒肆，輒飲數日”的“鬥酒學士”王績；慨歎“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僅以一首《臨江仙》便足以名垂詩史，有易裝癖的楊慎等。
頗令人意外的是，蘇東坡在《酣酣齋酒牌》中居然沒有一席之地，真是一個不可原諒的疏忽！這個通才，這個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如果說《酒牌》中少了他是一種遺憾的話，那麼，中國文學史少了他，就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悲劇了。但蘇東坡該怎樣出場呢？筆者頗多躊躇。眾所周知，漢魏六朝是一個張揚個性的時代，出現了像阮籍、嵇康、劉伶等一大批以飲酒為樂，豪飲癲狂的名士。他們狂放不羈，對酒當歌，用癲狂來對抗當時的執政者。與此同時，卻又把文化和酒高度地統一起來。因此，對魏晉文學有精湛研究的魯迅，才把他研究魏晉文學的宏論，有些繞口地命名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深知，研究中古文學史，酒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話題。至酒仙輩出的唐代，酒香已經深深地浸入到文化人的骨子裏去了。文人雅士用他們的智慧和靈感把酒文化發展到了極致。
蘇東坡生活的北宋，是一個更加講究生活品位的時代。蘇東坡嗜美食，其飲酒的“知名度”雖不及李白、賀知章、劉伶、阮籍等前輩，但卻頗有“特色”。他從不沉溺於酒，他在飲酒賦詩時寫下的多是對生活的讚美與祝福。因此，蘇東坡堪稱酒德的典範。他是一個特別看重手足情的人，但在中秋佳節思念弟弟子由，痛飲達旦，大醉之後，並沒有借酒澆愁，而是趁著酒興把這份濃得化不開的愁緒，天才地轉化成了他那家喻戶曉的千古絕唱——《水調歌頭》。
酒性外冷而內烈，而文人則大多外儒而內剛，二者相濟相通，自然是相見恨晚了。因了這些終日與酒纏綿悱惻的名士，我們日常飲用的酒便有了特殊的意義，嗜酒也與名士有了更本真的“融合”。一本《酒牌》，其實就是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縮影。一本《酒牌》酒氣彌漫，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同樣充滿了醉意。
$美酒成都堪送老
寫了大半年關於酒與酒坊的文字，行文至尾聲之際，腦際突然浮現出一句古詩來——美酒成都堪送老，我不得不佩服自己的靈感。的確，唐代大詩人李商隱送給成都的這句廣告詞可謂精妙絕倫：“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遑遑數千年，一壇壇美酒送走了多少才子佳人，天之驕子，販夫走卒……又送走了多少人間的悲與喜，圓與缺，憂與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