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種集中的策略能成功呢？就是因為資產階級掩蓋了國家機構首先是統治工具的本質，把國家機構的權力說成是保護整個社會利益的超階級的力量，是調節各個群體或者集團甚至個人關係的權力組織。正是通過這種權力運行的外觀設計，資產階級把他們所需要的民主與集中，以民主的分權製衡的策略統一起來，從而實現了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其實，說白了，資產階級的分權製衡在實踐中，一方麵是維護資產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統治過程的分工配合，另一方麵是保持和調節資產階級內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關係的分權製衡。恩格斯對此作過深刻的描述，他說：“事實上這種分權隻不過是為了簡化和監督國家機構而實行的日常事務上的分工罷了。也像其他一切永久性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一樣，這個原則隻是在它符合於現存的種種關係的時候才被采用。”〔26〕這一方麵說明了分權製衡，是資產階級在國家權力分工上的外觀表現，另一方麵點破了分權製衡，是資產階級根據他們利益的需要，確定其處理民主與集中關係的策略的本質。
這裏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即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製度之間，對民主與集中的關係的處理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運行采取的策略是分權和製衡，社會主義國家采取的是分工和製約的辦法。就其共同性來說，在權力的運行中，製約也好，製衡也好，二者都是國家機關之間的互相牽製，這對於防止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或者個人獨斷專行確實是非常必要和現實的。就區別性來說，在“分權”和“分工”之間，雖然隻有一字之差，但絕不是一般的小事。它反映了國家權力機關之間在性質、地位和權力運行結果上的不同。從性質上說，資本主義的分權，是把國家結構看做是調節和保護整個社會利益的超階級的權力組織，它掩蓋了資本主義國家機構是實現階級統治工具的本質，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社會主義的分工，則公開表明國家機構是階級統治工具的本質，這說明馬克思主義是不會隱瞞問題的本質的，是不會在本質問題上繞彎子的。這正是它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原因之一。從地位上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權，把立法、行政和司法放在平等的地位，這必然導致代議機關地位和作用的降低，給真正的民主帶來危害，給行政專權提供了機會和可能；而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的分工，代議機關的地位高於其他機關，由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這對保障人民主權提供了法律和現實的基礎，這對防止各種專製的出現具有現實意義。從結果來看，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權，由於權力機關之間的平等運行，可能造成各個權力中心之間的掣肘和拆台，這在客觀上既不利於民主，也不利於集中，從而使民主與集中的關係處於失調狀態；而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的分工，由於一切國家機關都對代議機關負責，其結果應該是議而有行。這使民主與集中的關係能得到恰當的處理。由此可見，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政治策略上的微妙差別，而不能在此問題上放鬆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