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說，清儒不像宋、明人那樣聚徒講學，又不像歐、美人有學會、學校為講學討論的場所，清代學者賴以交換心得的，是談論學問的函劄。曾國藩和劉蓉的通信，正是這種函劄。劉蓉考科舉不夠順利，當曾國藩在京城成了天子近臣後，劉蓉還是布衣一個，但他們的友誼絲毫不減。1843年6月29日，曾國藩在京城接到劉蓉來信，次日，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昨日接霞軒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麵目見故人耶！”這種通信即使是曾國藩統帶十萬精兵作戰閑暇無幾時也不曾中斷。
曾國藩曾集蘇東坡詩句為聯贈劉蓉：
“此外知心更誰是？
與君到處合相親！”
1853年，曾國藩接到皇帝旨意督辦團練事宜，他馬上想到了劉蓉和郭嵩燾，決定請他們來幫助自己完成此事。當時曾國藩寫給劉蓉的信是這樣說的：“吾弟能來此一存視否？吾不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老（郭嵩燾）雖深藏洞中，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蓉、筠獨得晏然乎？”這意思是說，你來吧，我不想聽你講理學，也不要跟你籌劃軍政大事，隻要每天能見上老弟你一麵，我就寬心了。當然，這隻是托辭，劉蓉實在是不可多得的高參。
結果，劉蓉和郭嵩燾先後都來到曾國藩軍中。兩人與曾國藩約定：“服勞不辭，唯不樂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舉。”劉蓉專為曾國藩起草奏章等文件，郭嵩燾則為曾國藩管財政。但是曾國藩認為，劉蓉的“識力過人”，也就是見識高人一等，但“為統領則恐其不耐勞”，因此，曾國藩一直沒有讓劉蓉直接帶兵。
1855年9月，劉蓉隻有二十四歲的弟弟劉蕃到軍中看望劉蓉，也參加了對太平軍的戰鬥，11月30日，在進攻湖北蒲圻時重傷而死。劉蓉因此悲痛萬分，遂離開軍隊回到家裏。
劉蓉在家中閑居幾年之後又再度出山並迅速升遷，這一切都源於曾國藩的愛將左宗棠。原來，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門下，到1860年，左宗棠因事離開駱秉章幕府，行前力薦劉蓉。劉蓉初時不願出山，但次年駱秉章升任四川總督，劉蓉還是隨著到了四川。因為輔佐駱秉章鎮壓兩個造反者藍大順、李永和以及擊敗入川的石達開軍有功，劉蓉迅速升遷為四川布政使，1863年又升為陝西巡撫，升遷的速度據說是湘軍出征以來最快的。
有過官場經曆的人大都能品味“宦海浮沉”的真正意義，官場的榮辱升沉，實在令人難以預測，文人進入官場更是猶如入雲裏霧裏，不甚明了。曾國藩自辦湘軍與太平天國作戰以來，可以說曆經磨難、吃盡苦頭，而他的好友劉蓉比他運氣還要壞得多。就在劉蓉在陝西整飭吏治、重整軍備、革除弊政，準備振興陝西時，卻連遭朝中官員的彈劾。劉蓉不得不上疏自辯。當時太平天國已滅，大敵已去，朝廷也意圖排斥湘軍集團。曾國藩雖對劉蓉的處境感到憤憤不平，但也無可奈何。幾經曲折，劉蓉終被革職。好在劉蓉功名心並不迫切，被革之後，便返回家鄉，以講學授徒為業。19世紀70年代中期，左宗棠奉命收複已被阿古柏侵略集團霸占了十餘年的新疆，左宗棠深知劉蓉的才幹，又因為劉蓉做過陝西巡撫，熟悉西北情況，便邀請劉蓉出山相助。此時劉蓉做官之心已淡，沒有隨左宗棠同行，但他致書左宗棠，獻平西北六策：
一、剿賊不難，所雒者籌餉籌糧。籌餉籌糧尚易，尤難者運糧。非寬籌輔餉，運有辦法，切勿進兵。
二、軍糈無資，當緩新疆西征之師，先肅清隴境。辟地屯田，儲糗糧，練馬隊，然後振旅出關。
三、辦甘賊，當以陝為根本。資糧轉輸，皆須借力於陝，非得同心膂、共憂樂之人為陝撫，持心定誌，不足與濟艱難。
四、撚賊入陝，號四五萬，然能戰者不過六七千人。每戰輒以馬隊萬騎四麵包裹，懦卒怯將，懾而望風靡。其實但能嚴陣堅持，屹立不動，則亦不敢進逼吾陣。俟其銳氣之惰，奮起突擊，必無不勝。
五、辦甘回，當先清隴東，次搗河狄。兩地既定，其餘可傳檄而定，專事剿，則力固不逮；不痛剿而議撫，則叛服無常，亦何能濟。
六、關隴將才吏才，無可用者。然地瘠勢艱，雖傑出者視為畏途，須廣羅艱貞堅苦、仗義相從之侶，以資寰助。此六者其大端也。
我們看這六條，簡直就是一篇諸葛亮的《隆中對》，充分顯示了劉蓉的才能，怪不得曾國藩年輕時就戲稱劉蓉為“臥龍”。後來左宗棠平定西北回民造反，驅逐阿古柏侵略勢力，正是按照這一方針進行的，在近代國弱民窮的情況下，為國家保住了新疆這塊土地。
曾國藩的另一個知己郭嵩燾是曾國藩的小同鄉，他是湖南湘陰人，字伯琛，號筠仙，比曾國藩小七歲。郭嵩燾與曾國藩是一生的摯友、兒女親家。他十九歲中舉，二十九歲中進士，走的是與曾國藩一樣的讀書做官的道路。按照湖南著名學者鍾叔河先生的說法，郭嵩燾頗有一種叛逆性格，思想活躍，倔強自負，這對他後來的思想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