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钜之才也”。這是曾國藩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對郭嵩燾的評價。
郭嵩燾是曾國藩初創湘軍時極為關鍵的人物。郭嵩燾的命運也不比他的兩位好友好多少。
1859年，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郭嵩燾奉命隨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到天津辦理海防，受到僧格林沁的彈劾被降三級。後來，李鴻章率淮軍到上虞，任江蘇巡撫，保薦郭嵩燾任蘇鬆糧道。不久郭嵩燾升任廣東巡撫，但又與原也是至交的左宗棠發生矛盾，被左宗棠彈劾降職。
1857年，郭嵩燾出使英國並擔任中國駐英使臣。他見到西方人不僅船堅炮利，而且也是曆史悠久，文化燦爛，而且當時西方的政治、學術都比中國優越，因此，他主張不但要學習歐洲人的先進技術，還要學習他們的政治。他還把在歐洲的所見所聞寫成日記，寄回國內刻印，廣為發行，以便開拓人們的眼界，使人們了解迅速變化著的世界。然而反響卻大大地不妙。當時的中國，還以王朝天國自居，朝廷對外麵的世界一無所知，雖然也有一些進步人士了解一些世界的變化，但這些人並未被朝廷重用。郭嵩燾的這些見解，不為保守的中國士大夫和官場的保守官僚所容。士大夫罵他是“漢奸”，是“鬼子”，作聯語罵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守舊士紳甚至要掘他的祖墳。
民國年間，思想家、學者梁啟超寫道：“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的大臣郭嵩燾，作了一部遊記，裏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的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到奉旨回班才算完事。”
他的境遇就好比屈原說的“眾人皆醉我獨醒”，鍾叔河先生說他是“孤獨的先驅者”。先驅者會受到後人的讚賞，但在他的生時，那滋味卻實在不好受，整個官場，隻有李鴻章還算能夠理解他，但也幫不上多少忙。他卸任回國以後，湖南的士紳幾乎沒有人理他。而郭嵩燾則越發用起他那湖南人的蠻勁，堅持自己的見解，決不放棄。並說“流傳百世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曾國藩幾經磨難之後，總算在他死後封了個“文正”。郭嵩燾雖然比曾國藩長壽，但死時清廷不給他諡號，直到郭嵩燾死後快十年、鬧義和團的時候，還要把郭嵩燾當作“二毛子”，戮他的屍首。
郭嵩燾是孤獨的先驅者，因為當時的社會原因，他的思想不能被理解，他的行為不能被接受，但是這些思想、行為在當時後世都形成了一定的影響。
名師如人生的指路明燈。
曾國藩所處的環境決定了他像所有讀書人一樣，把科舉考試看作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途徑。所以，他在二十四歲以前從未踏出過湖南，除了到過長沙、衡陽等地，其他地方都沒有去過。在湖南家鄉的同輩人中，除郭嵩燾、劉蓉等幾人外，他也沒有結識更多對他以後人生道路有重要影響的人。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唯汪覺庵師及歐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為可師者。然衡陽風俗，隻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誌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唯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嚐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為損友太多故也。”
曾國藩認為在自己的成長史中，家鄉並沒給他太多益處，從家鄉的友朋中獲取的益處似乎也不多。他說：
“我少時天分不算低，後來整日與平庸鄙俗的人相處，根本學不到什麼東西，心竅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後，才開始有誌於學習作詩、古文和書法。”曾國藩的這番話，以及寫給弟弟的信，自然是他站在京師翰林的高度，學有初成後所說的。由於整日與名儒碩學在一起，他當然感到昔日的時光多是在無益中度過，因而也就有了今是而昨非的意味。不過，話說過來，如果曾國藩仍然隅於湖南，後來的情況可能大不相同。
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交往便成為獲取信息、相互扶助的重要手段。由於曾國藩到了京城，結交了一批新的師友，開闊了眼界，也認識到取得功名僅是人生之一端，而人生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可以做。尤其是晚清時代已不同以往，大清江山更青睞那些對國家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