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國藩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我覺得六弟今年考中當然好，萬一考不中，就應該把以前的東西徹底放棄，一心一意地學習前輩們的文章。年紀已過了二十，不算小了。如果還似摸牆走路一般，為考試卜題忙碌，等到將來時間付出了而學業仍不是精通，一定會悔恨失策的，不能不早做打算啊。我以前確實也沒看到這一點，幸虧早早得到了功名，而沒受到損害。假如到現在還未考中，那麼幾十年都為了考取功名奔忙，仍然一無所得，怎能不羞愧呢？這會誤了多少人的一生啊！國華是世家子弟，天資聰明過人，即使考不中，也不會到挨餓的地步，又何必為科舉耽誤了一生呢！”
曾國藩通過在外學習、與友人交往，提高了自己的眼界，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他對自己過去的否定與不滿，還有就是勸弟弟放棄科舉一途。一個人能看到自己的缺點與不足，能夠改正以前不對的地方，這是非常難得的。對於曾國藩來說，這是人生的一次可貴的升華。他從良師益友那裏看到了個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要做“聖賢英雄”，要“誌大人之學”，才能走出狹小的個人天地，走向廣闊的天空。
他在寫給家裏諸弟的書信中，頗感欣慰地介紹所結交的朋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鏡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講習詩書、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誌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另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四人，皆聞餘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但都是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他還頗為自得地說：“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餘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
曾國藩在北京的主要交際圈，就是他在家書中所提到的這十幾個人，他們都屬於當時北京的名流學者。由於曾國藩出身翰林，必須有“國學”的基本功，因此他初入京師，自然也和這些人打交道。其中，有的成為生平好友，有的成為日後事業發展的引路人，還有的人在文學（主要是古文詩詞等）上對他也有很多幫助。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曾國藩討教今文經學的主要人物，他少年時就有著作傳世。曾國藩到北京後，他任職軍機章京。由於邵懿辰才思敏捷，下筆成章，所以當時的許多大型活動，尤其是皇帝頒發的詔諭，多由他草擬。在繁忙的軍機之餘，他與文章大家唐鑒、梅柏言等人“以文章道義相往來”。由於曾國藩師事唐鑒，因而對邵懿辰也格外敬重。
對曾國藩影響比較大的還有劉傳瑩和何紹基。
劉傳瑩是湖北漢陽人，專攻古文經學，精通考據。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國藩在城南報國寺養病，身邊有古文字學大家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他閱讀後便向劉傳瑩請教古文經學與考據，劉傳瑩也向曾國藩請教理學，二人互相切磋，取長補短，成為至友。
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是湖南道州人。他精通書法，擅長吟詠，對文字學、經史也頗有研究。曾國藩在與他的交往中，感到何紹基所長正是自己的不足。從此以後，他非常重視寫作和賦詩。
在理學方麵，曾國藩還經常與吳廷棟、何桂珍等人進行討論。
吳廷棟，號竹如，是安徽霍山人，“生平篤信朱子，不敢師心自用，妄發一語”。曾國藩與他的交往頗多，時間也頗長。曾國藩到了北京後，他的視野比原來更加開闊，他感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壓力，於是對有用的人“強與之附”，即采取主動辦法與之接近、親近；對於無補於學、無益於仕途等可多可少之人“漸次疏遠”。而與他相交契合的就是吳廷棟。他給家人的信中說：
“吳竹如最近來得比較多，一來就坐下做終日的傾談。所講的都是一些修身治國的大道理。聽他說有個叫竇蘭泉的，其見識十分精當平實。竇蘭泉也熟知我，隻是彼此之間至今未曾見麵交往。竹如一定要我搬進城去居住，因為城裏的唐鑒先生可以當我們的老師，再加之倭仁先生、竇蘭泉也可以作為朋友經常來往。師與友從兩邊夾持著我，我想，自己即使是懦夫也會變得堅強起來。子思與朱子曾經認為學習之事就好像燉肉一樣，首先必須用猛火來煮，然後再用小火來慢慢煨。我反省自己，生平的工夫全都沒有用猛火煮過，雖然也有一點小小的見識，但那都隻是靠自己的領悟能力得來的。我偶然也用過一點功，但不過是略有所得。這就好比沒有煮開過的湯，突然用小火慢熬，那結果是越煮越不熟。因此，我急於要搬進城去，希望自己能屏除一切，從事修身養性的克己之學。倭、唐兩先生也勸我趕快搬。然而城外的朋友，我也有些希望經常見麵的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