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學問、文章經世讓曾國藩感到無比的振奮。應該說，曾國藩是幸運的，他身邊有那麼多“指針”為他指引著前進的方向。城內城外都舍不得，曾國藩隻恨自己不會分身術，多分幾個自己。曾國藩語言詼諧，尤其擅長比喻。他引用古人的話說，“與周瑜周公瑾交往，好像喝很甘醇甜美的酒一樣舒服。”他覺得與邵蕙西兩人的交往就有這種味道。兩人一見麵便長談不願分手。對子序的為人，曾國藩當時還不能做出結論，但對他遠大而且精辟的見識十分佩服。子序常常教誡曾國藩說：“用功好比掘井一樣，與其掘了好幾井而沒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著一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為止。”曾國藩認為這句話正道中了自己的毛病。
他在信中不無自豪地告訴家人：“我等來到京城後，才開始有誌學習寫詩寫古文並習字之法。但最初也沒有良友，近年來得到一兩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謂治學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才知道範仲淹、韓琦等賢臣可以通過學習做到；才知道司馬遷、韓愈的文章水平通過學習也可以達到，程頤、朱熹的學問也可以通過學習達到。
在一般人眼裏，那些成功人士、學者名流都是高不可攀的，在曾國藩進入北京之前也是如此認為。他認為，那些名流雅士都是高山仰止，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能及的。然而在北京生活了兩年後，通過朋友們的開導，曾國藩認識到“聖賢豪傑皆可為也”。他要為自己立一個標杆，引領自己向著目標前行。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後，曾國藩重返南京時，還專程看望昔日交往甚密而今日僅存的朋友吳廷棟。那是6月的一天，曾國藩親自帶酒到吳廷棟家作客。當時的吳廷棟也已八十歲了，他在南京租屋而居已經五年了，宅子所處偏僻，腿上有病不能行走，所以每天坐在那裏校勘書籍，孜孜不倦，曾國藩每日必拜訪一兩次，談論時事，品評政治。
學習要溫故而知新，交朋友也是這樣，結識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曾國藩在廣交新友的同時，也十分注意聯絡舊時誌向相投的老朋友，尤其是他的湘籍朋友。這不但擴大了他在家鄉的影響，而且對他日後出山也是一種人才的“儲備”。
修身養性，研學朱子。
有人稱曾國藩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理學大師”，是有清一代“儒學藩鎮”。那麼，他是如何修煉自己，從而使自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內聖”“外王”的最傑出代表的？
其實，曾國藩還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時，就已受了儒學的係統熏陶。點翰林入院讀庶吉士，他躊躇滿誌，在給親友的信中，他充分表達自己要成為諸葛亮、陳平那樣的“布衣之相”，而學問上要做孔孟那樣的大儒的願望。如他給諸弟的信中說：“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作為座右銘，還說，自己“以不為堯舜周公為憂，以學不講德不修為憂”，又說：“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
這是他立下的一個成為大儒、成為聖賢的大目標。開始一段時間，經、史、詩、文樣樣都學，什麼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方苞、李白、蘇軾、黃庭堅及近世諸家的著作，他都如癡如醉地泛讀、死記，學問既淵又博。後來因為受到唐鑒、倭仁等理學家的影響，開始專攻宋明程朱理學，尤專於朱熹。
在曾國藩交往的諸多師友中，對他的思想與治學影響頗大的當數唐鑒和倭仁兩人。
唐鑒，號鏡海，湖南善化人，嘉慶十四年（1809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久官京外，後內召為太常寺卿。唐鑒為晚清著名的理學家，對程朱理學非常有研究，當時漢學風行一時，“翕然從風，幾若百川之朝東瀛，三軍之隨大纛。”隻有唐鑒“潛研性道，被服洛閩，力踐精思，與世殊軌，亦豪傑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鑒“再官京師，倡導正學”，在他周圍聚集了倭仁、曾國藩、吳廷棟、何桂珍、呂賢基等一批理學名士，皆推崇唐鑒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