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鑒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代表人物。曾國藩開始叩開學問大門，即是從唐鑒那裏學習程朱。
曾國藩與唐鑒的相識等於一個偶然的機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寧藩司調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門接見他，曾國藩作為翰林院檢討，侍駕在側。道光帝極稱唐鑒治朱子學有成就，並能按“聖學”之教親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當麵稱讚，使曾國藩對唐又羨慕又好奇，於是便主動到唐鑒的家裏，施弟子禮拜訪。
年過花甲的唐鑒是知道曾國藩這位小同鄉的，對他的勤奮好學、自投門下的謙恭很是滿意。因此，他們倆一見如故，談得十分融洽。
唐鑒的第一次談話，是曾國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學問了不起的大的轉折點。
曾國藩請教讀書、修身的妙訣。唐鑒告訴他，讀書當以《朱子全集》為宗。而讀此書絕不可視之為八股進階之書，而要躬自實行，此書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八字為訣，整齊表於外而主一持於內。讀書之法，“在專一經”；一經通後，旁及諸經。又說，所謂學問，隻有三門，即義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義理統之。唐鑒告訴他：“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內，不必他求。至於用功著力，應該從讀史下手。因為曆代治跡，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賢以治當世，已經足夠了。”
唐鑒的一席話對曾國藩而言，確實“勝讀十年書”。原來三十年光陰，竟不知學問門徑。經老先生一點撥，曾國藩如有指歸。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激動地寫道：“聽之，昭然若發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獲寫信告訴他的家人、朋友。在寫給同鄉前輩賀長齡的信中說，“我最初治學，不知根本，尋聲逐響而已。自從認識了唐鏡海先生，才從他那裏窺見一點學問的門徑。”
此後，曾國藩經常與唐鑒一起研究學問，推究興衰治亂，跟唐鑒習朱子理義之學。在唐鑒的教導下，曾國藩立下“日課”，有早起、主敬、靜坐、讀書、寫日記、偶談、作詩文、臨帖、專讀一經、謹言、保身、夜不出門十二條規矩。又立《立誌箴》《居敬箴》《主靜箴》《謹言箴》《有恒箴》，高懸書房之內，嚴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鑒還經常檢查曾國藩的日記，有檢查不深刻的當即指出，深挖病根；對他敢於揭發自己內心隱私、隱患之處，給以極大鼓勵。唐鑒還把自己的《畿輔水利》一書交給他閱讀，使他認識到一個儒學家不光要精通聖典，更重要的是要關心民事、留心經濟、從修身到治國，這就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之真諦；決不可隻會背聖賢之書，而不會治國理政，那是有背了聖賢之意的書呆子。
由於唐鑒精於義理之學，即所謂練“內功”，曾國藩自此一段時間跟從唐鑒致力於宋儒之學，這段理學經曆對於他的倫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複功夫影響很大。義理之學的陶冶讓他在後來走向軍旅，與清廷、地方官、太平軍多方周旋時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雖然是屢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難拂逆的環境中艱苦支撐，如果沒有堅忍強毅的意誌力量，恐怕他不會笑到最後；而這種堅忍強毅的意誌力量，就得力於他此一時期的陶冶。他的理學的“內斂”功夫又讓他得以晚場善收，能夠在極複雜的情況下處理好與清廷的關係。
唐鑒還向他介紹了倭仁，認為倭仁這方麵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以稱得上是聖賢了。
由於唐鑒的推薦，曾國藩又去拜訪倭仁。倭仁實際上是唐鑒的弟子，他的讀書、修身也是跟唐鑒學的，也是鹹同年間著名的理學家。
倭仁對曾國藩影響也是非常大的。倭仁，字艮峰，號艮齋，是駐防河南開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進士後進入京師，與李棠階、王慶雲、羅繞典等人進行“會課”，時間長達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為賓主，皆在時晴館”。這種“會課”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是寫“日錄”，即每天寫下心得體會，以改過遷善為目的，屬於心性修養；第二步是互相批閱“日錄”，有批評，有鼓勵，也有建議；第三步是當麵指陳得失。由於原來參加“會課”的人或外出做官，或堅持不下來，而倭仁自始至終“精進嚴密”，因此備受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