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同倭仁認識之後，他們往來的時間比唐鑒又多了。倭仁的教導與唐鑒不二法門，隻是談內省時，在實踐中對自己的要求比唐鑒還嚴格。他介紹說，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動，就趕緊記在日記、書劄中，在靜坐時自己和自己“討論”，把哪怕是點滴些許不合聖賢規範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處的萌芽狀態，使自己的心術、學術、治術歸之於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簡直到了嚴酷、苛刻的地步。
倭仁篤守程朱理學，他的日記對道鹹同三朝士林影響頗大。倭仁的日記主要是記載自己修養的心得體會，為格言警句式的語錄體。曾國藩的幕僚方宗誠說，他見過吳廷棟、塗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記手抄本，他自己又“皆錄而藏之”。郭嵩燾也見過陳作梅和方魯生兩個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認為倭仁的日記“多體味有得之言”。倭仁還編輯《為學大指》一書，輯錄程朱理學家的語錄。全書共六條：立誌為學、居敬存心、窮理致知、察幾慎動、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書的目的是“正世之惑於歧趨及汩沒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國藩與倭仁的交往屬於師友之間的情誼，倭仁根據自己多年來的修身經驗，教曾國藩寫日課，並要他“當即寫，不宜再因循”。曾國藩也真的當天即開始寫日課，“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曾國藩還把自己的日課冊送給倭仁批閱指教，倭仁毫不客氣地教曾國藩“掃除一切，須另換一個人”。曾國藩“讀之悚然汗下”，以此為“藥石之言”。曾國藩對倭仁的日課冊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極感予心處著圈而已”。
從此之後，曾國藩日讀《朱子全集》，按唐鑒、倭仁的“日課”要求去做，重點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靜思十分困苦，坐下來就打瞌睡，睡夢中又盡做些升官發財之事。於是他便在日記中痛罵自己，把日記交給倭仁看，讓他幫著罵自己。
如此搞了幾個月後，曾國藩每天搞得精神疲憊，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體也一天比一天虛弱，於是再也堅持不了“日課”中的“靜坐”一節了。曾國藩說，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覺勞頓，體氣衰弱，耳鳴不止”。盡管他不再搞麵壁靜坐自省了，但是對理學的攻讀卻日益努力。不僅攻讀程朱，還追溯而上，閱讀張載、周敦頤的著作，比諸孔、孟，係統研究中國儒家的學問。
曾國藩文、史、書法、考據雖皆有一定造詣，但其思想宗旨未離儒學，儒學方麵又認宗朱熹的新儒學。最顯著的是他在與太平天國對抗中，打的是衛道的旗號。有人認為湘軍與太平天國的戰爭是一場“宗教戰爭”，即太平軍由洪秀全創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國藩創湘軍，打的是儒教的旗號。這種說法是否準確，姑且不論，但卻說明了曾國藩言必稱孔、孟、朱子，的確是一個儒家道統的繼承與捍衛者。
齊家治國平天下。
中國過年有貼春聯的習俗，每逢春節，各家各戶便把各式各樣喜氣、吉祥的春聯貼到門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農村中的紳士階層的門戶上往往貼著這樣一副對聯：
“耕讀傳家久，
詩書濟世長。”
農耕社會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潤，滲透於字裏行間。
曾國藩也是秉持這樣的持家之道。他自己從先輩“半耕半讀”的家風中成長起來，又結合自己治學、為官的人生經驗，進一步發揚了耕讀傳家的傳統。他與妻子歐陽夫人一起，勤儉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會末葉的殘陽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獨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