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時的曾國藩，雖然主要立誌於學問品行，但從他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他並不甘心做一個文臣，而是寄望於馳騁疆場、報效國家。在《感春詩》中，他寫道：“征兵七千赴羌隴，威棱肅厲不可當。”又說：“橫斬蛟鱷血流川，天子之寶無倫比。”還說：“一朝荷戈西出塞，辜負白鐵悔因循。”感歎時不我用。
當然，他的誌向又不僅限於領兵治軍，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將入相。“殺賊自是書生事”，要以書生從軍，征戰殺敵，不學窮兵黷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亂、再造中興的勳臣。他要達到的境界是：做一個既能作詩解文又能經理亂世的治國平天下的“聖賢豪傑”。
當時，清朝天下還算安定，曾國藩卻已有如此大誌。當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發生之後，他振臂一呼，挺身赴戰，最終完成了鳳願。倘若沒有原來所定的這番大誌宏願作心理準備，他是很難有這股衝勁兒、狠勁兒的。
所以說，“丈夫自謀要深遠”！男兒立世，沒有大誌，沒有遠見，是無法立得住的。
曾國藩於道光十五年入京參加會試前，在家中無非是讀書習字，讀“子曰詩雲”，習帖括製藝之類，既沒有寬廣的眼界，又沒有廣博的學識。道光十五年會試報罷，他暫時居住在京師，開始涉獵詩和古文，他尤其喜歡韓愈的文章。
道光十八年，曾國藩入翰苑後，大部分時間都很清閑，他便更加發奮學習、廣泛閱覽、勤作筆記，並將筆記分為五類，分別是“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草”，親自作手錄和摘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師益友，相互間切磋扶持，這樣日複一日地學習，使他的學識大有長進。可以說，在京為官十二年，為曾國藩成為一代大儒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京都這段時間，曾國藩因為日課是讀書，月課是作文吟詩，因此寫了許多的詩文。現在看來，曾國藩集中的作品，幾乎一半以上的詩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寫於這段時間。
這段時期，曾國藩也有幾篇文章表達了他的文學觀點，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讀李義山詩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書歸震川文集後》、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農南歸序》這幾篇文章正是闡述了這樣的觀點。《送周荇農南歸序》對自漢以來的文學家進行了評述，其中對清初文壇的評述是：“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薑宸英、方苞之屬，號為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為無類。”大概這就成為他後來推崇桐城文學的開端。
曾國藩在京都期間寫了不少詩作。他常常檢查自己寫詩是否是因為想出人頭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檢討自己“作詩之時，隻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複有為己之誌？”十二月，又對自己檢討道“汩溺於詩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症結於隱微者深也。”十月二十五日經過深刻反省之後他說：“好作詩，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寫道：“今早，名心大動，忽思構一巨篇以震炫舉世之耳目，盜賊心術，可醜！”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這樣寫的：“走何子敬處，欲與之談詩。凡有所作，輒自適意，由於讀書少，見理淺，故器小易盈如是，可恥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書中說：“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書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無遺：“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餘亦欲多作幾首。”
在弟弟們麵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
少年得誌，考中進士。
每個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現實生活的庸俗，但很多的人看到了這一點卻因為更多的原因而缺乏去改變現實生活的勇氣和信心，更不能為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立下高遠的誌向，而曾國藩與人不同之處在於，他不僅僅看到生活庸俗、頹廢的一麵，並且因為自己所處在這樣的環境而迅速覺醒過來，為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遠大誌向。
曾國藩六歲時，祖父曾玉屏便為他請了個姓陳的先生教他識字。第二年，父親曾麟書在自己家裏設了一個私塾，取名“利見齋”，有十幾個兒童入學讀書，曾國藩也就隨父讀書了。
曾麟書因為自己天分不高，認為自己求取功名沒有希望，於是便把滿腔熱血都灌注在兒子身上。他在讀書方麵也沒有高招，隻是在兒子身上用苦功夫，從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指導，就連吃飯、走路、睡覺都嘟嘟囔囔，爺倆相互提示，背誦詩書，議論文義。
在父親的苦心教導下，曾國藩也苦下功夫，他的天資很高，記性也好，到九歲時就讀完了五經，開始學作八股文；讀到十四歲時，在當地的讀書人中已初露才華。那年，父親的好友衡陽廩生（資曆高的老秀才）歐陽凝祉（字滄溟）到湘鄉來看曾麟書，見到了曾國藩所作的詩文後大加讚賞。歐陽氏是衡陽、湘鄉有名的學者，尤其詩文作得好，功名雖不高，但平日自負得很，值得他稱讚的實在不多。為了試一試曾國藩的才學，歐陽凝祉當場出題考問曾國藩。曾國藩對答如流，據題賦詩，使歐陽凝祉大為驚奇，認為這孩子將來一定大有前程，當即與曾麟書議婚，成就了曾、歐陽兩家的兒女親事，歐陽之女便是後來曾國藩的結發原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