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身上，有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勤儉持家。正因為有這種美德，曾國藩才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靜，無論是得意還是失落，他始終能正視自己，嚴格要求自己。
曾國藩既是一家之長，又是一國重臣。對國家，他始終忠心耿耿，盡忠職守；對部下，他賞罰分明，治理有方。
正是因為曾國藩為官始終有自己的政治原則，所以他雖然權傾一時，但也能全身而退。
以澄清天下為己任。
談到以天下為己任，這是像曾國藩這樣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大情懷。他們一方麵關心自己的學識，另一方麵關心天下興亡。因此，這兩點構成了他們特殊的人格。曾國藩除這兩方麵外，還是一位為官者。中國古代為官者的平常心應該是怎樣的？在曾國藩看來，就是不用權謀私，而是用權為公。如果逾越這個界限，那麼為官者的心態就會變得“另類”了。
曾國藩做京官之後，刻苦攻讀儒家經典，自省自律，在自我教育的過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目標出發，改其名為“國藩”，意為“為國藩籬”，立下“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誌願，由“內聖”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國藩確實表現了對大清王朝高度的責任感。在鹹豐初政的日子裏，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個接一個，而每一個上疏都切中時弊，決無腐儒之見。上《議汰兵疏》後，他又上《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觸及清朝的統治基礎，表達了他對天下將亂的憂慮。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正是這一年，曾國藩做了京官。由於他初入仕途，對這次戰爭、戰敗、簽約等沒有多大反應。但戰後的清王朝，像經過大地震後的多年失修的大廈，搖搖欲墜。身在京都和官場，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官場中的黑暗、經濟上的落後，這一切曾國藩被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況，自鴉片戰爭之後，變化是巨大的，戰爭費用、戰後賠款要由各省攤派償還，本來貧窮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筆征收，已經承受不起了，再加上自然災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擾、商路的改變、大批手工業工人的失業，受害嚴重的南方數省的百姓首先起來掀起反抗運動了。
兩廣地方最不平靜，曾國藩的家鄉湖南也不斷發生農民暴動。清政府調兵遣將，嚴厲鎮壓，但是起義運動此起彼伏，鬧得越來越凶。這期間，曾國藩忙於讀聖賢之書，提升自我修養，也沒有過多問及。
然而，情勢越發嚴重。曾國藩的幾位湖南同鄉，，劉蓉、郭嵩燾、江忠源，歐陽兆熊、羅澤南，不斷向他反映地方情況，相互商量，開始探討挽回頹勢的各種對策。
江忠源是湖南新寧人，1837年中舉，1844年赴京會試時，經郭嵩燾介紹認識了做京官的老鄉曾國藩。歐陽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國藩因病在客棧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後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羅澤南也是湘鄉人，家境貧寒，學問很好，後來做鄉村教師時，曾國荃、曾國華都是他的學生，因此雙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國藩回湖南辦團練，二人尚未見麵。曾國藩僅從別人的書信和議論中，得知這位被人們稱之為“邑中顏淵”的羅澤南的學識與人品。
曾國藩與劉、郭、江等人感情極好，他們之間的書信往來甚為密切，地方上的情況，隨時由這些朋友傳達得知。他們同為封建階級的知識分子，同對腐敗的政治、黑暗的官場不滿，同有改革時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負。他們都認為，當時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鎮壓的，但這種反抗情緒是由清朝官吏的貪暴所造成，所謂“推尋本源，何嚐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複反顧。”
曾國藩在一首詩裏寫道：“隸卒突兀至，誅求百不友，蒨蒨紈絝子，累累飽鞭笞。前卒貪如狼，後隊健如犛，應募幸脫去，傾蕩無餘資。”他分析說：“民間之疾苦，銀價昂貴，糧餉難納；冤獄太多，民氣不伸；盜賊太多，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在於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