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為國藩籬”“澄清天下”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敗沒落的清朝政府堅強、健康起來，肅清全國的農民反抗運動，實現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國泰民安的局麵。
鬥膽直諫犯天顏。
人們為了生存，總是隨環境變化而改變、調整自己的行為。在官場，身居高位的人在很多時候是身不由己的，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傾向越發加重。他們為了自己的生存，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做出一些違背自己意願的事情來。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康熙皇帝有過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指書籍）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位反成屍位”。曾國藩稱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於負責任的人。
讀書養望是曾國藩在翰林院七年間的主要事務，躬親參與的重要政事並不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曾國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這是他躋身高官、涉足政治的開始。曾國藩時年三十七歲，可謂官運亨通。他高興之餘，感到一種更重的責任，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自己驟升高位，擔心“無補於國計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損祖宗臉麵，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配，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最嚴重的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屬於親筆書寫，皇家宗親不得不重視起來。因此，鹹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
鹹豐繼位之初，為了挽回人心、渡過難關，罷黜了權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時下令開言路、求賢才。
鹹豐的即位還是喚起了大臣們新的希冀，至少，曾國藩抱著很高的熱忱。新舊君主更替時，是禮部最繁忙的時候，因為對大行皇帝的蓋棺定論要禮部拿出意見，一切喪儀也要做得有章有法，而新君即位大典等等，也是禮部不可少的事。由於曾國藩“職務繁劇，不遑兼顧家事”，因此寫信請他的四弟曾國潢到京幫助料理。3月15日，曾國潢到達京都，兄弟二人“相見極歡”，曾國藩把所有的家務交給四弟“經理”，他自己則全身心投入到公務中。
討論時曾國藩也在其中，當時他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進行了集議，討論時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既斷不可易，廟袱尤在所必行”。
按照官場的通常做法，既然大家都已經討論通過並已經定下了明確的方案了，曾國藩應該是順著杆往上爬了，但曾國藩沒有這麼做。他經過十餘天的思考，卻提出了不同意見。
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上疏新即位的鹹豐皇帝說，諸臣集議乃是“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從眾議，退而細思，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他的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庸郊配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兩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在闡述道光帝不應郊配的第一個理由時，曾國藩指出：廟壇的規模尺寸是固定的，不能隨意更改。現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則，不予郊配，是“久遠之圖”。“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朱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尚不肯裁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第二條理由是古來祀典，興廢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則禁後世，越嚴格越表明他對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聖人製禮自居，我們這些臣下的淺短見識怎麼能考慮得長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