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8章 曾國藩的功名之心(4)(1 / 3)

第三條是“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遺命在所尤重”。曾國藩舉出兩個顯見的例證,一是孝莊文皇後病逝時留下遺囑,她諄諄囑咐康熙皇帝:“我身後之事特囑你:太宗文皇帝梓宮安奉已久,卑不動尊,此時不便合葬。若別起塋域,未免勞民動眾,究非合葬之義。我心戀你們父子,不忍遠去,務必於遵化安厝,我心無憾矣。”康熙皇帝一向孝順祖母,孝莊皇後死後,康熙帝遵照遺囑,將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東陵附近。第二個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績大業死後是完全可以稱“祖”的。但乾隆帝臨終前也留下遺命:“廟號毋庸稱祖”。嘉慶帝隻好遵從,故廟號“高宗”,並將此載入《會典》,“先後同揆矣”。在舉出以上兩個例證後,曾國藩說:“此次大行皇帝遺命,唯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諭反複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列祖予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亙古未有之盛德。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奠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

曾國藩的奏疏非常有力量,他最後說:今皇上(指鹹豐帝)如果不按大行皇帝之遺命去做,就有“違命之歉”。此時,鹹豐皇帝頗感為難:如果按照遺命去做,大行皇帝未能郊配,自己的孝心也“有歉”,考慮到將來又“多一歉”,與其他日成禮時“上顧成命,下顧萬世”,左右為難,不如現在慎重考慮,再做決斷。曾國藩的奏疏盡管理由是儒家的儀禮,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道光皇帝已經死了,他是不是真是那麼想的,誰也不敢肯定。也許道光皇帝本人隻是做做樣子,並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親自貶自損,想抬高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悚戰栗之至”這樣的話,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話。當時,鹹豐皇帝雖然在禦批奏折上寫的是肯定的詞語,但是心裏並不痛快,對曾國藩平添了幾分厭惡之情。但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地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後連剛繼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鹹豐帝即位之初,頗有一番“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發布上諭,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責者,就國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曾國藩時為一品侍郎,立即將久蓄心中的治國大計傾吐出來,乃於三月初二上《應詔陳言疏》。

曾國藩對於清朝開國至鹹豐之初的人才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批評。他認為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使清代出現了許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員。康熙末年,順天府尹餘正健不能辦事,致使各項事務廢弛,康熙帝說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說,餘正健雖然不能辦事,但人有正氣,康熙帝不以為然,說:“那樣的話,不如立一個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豈不更好!”

曾國藩主張踏實的學風。他認為,如果要讓天下的英才輩出,又要他們不做出格的事情,就必須倡導踏實的學風。如果能這樣堅持下去,十年之後,朝廷必然會人才濟濟。

曾國藩上這份奏疏時,他已在京師為官十年之久,此間他從七品小官晉升二品大臣,對於官場風習可以說是每日觸及,因此他才能夠提出發人深思的問題來。他後來多次說,三四十年來不黑不白的官場,已讓英豪短氣,讓豺狼不敢為非。這確實是個悲哀的時代。

清朝的政治風氣,在嘉慶道光以後日見泄遝萎靡,人才亦見寥落。這與皇帝的好尚及執政者之逢迎諂諛,都有密切的關係。《瞑庵雜識》中曾有一條說:

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聲名俱泰,做了很長時間的大學士卻平安如初。他的一個門生請教做官訣竅,曹答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當時流傳頗廣的《一翦梅》四則形容官場積習十分形象:

“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讚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也諡文恭。”曹振鏞死後諡號“文正”,他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信任的宰相。曹振鏞瑣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的柔靡泄遝。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國中,皇帝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官員的風氣。道光帝經受鴉片戰爭的打擊後,幾乎一蹶不振,“惡聞洋務及災荒盜賊事”,身邊的軍機大臣也隻好報喜不報憂,當時京師有一副聯雲:“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樂,是、是、是,皇上天恩臣無事。”在這一世風下,曾國藩基於十年京官的經曆以及對官場習俗的厭恨,更重要的是要改變現狀的決心,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眾相柔靡之時,他卻敢迎風獨立,挺身而出,這為提高他的政治聲望以及艱難時挺身而擔大任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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