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不僅敢於提出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他還能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可行的辦法，有理有據，從這一點，足以看出曾國藩對清朝的官僚體製的弊病研究的十分透徹。他從民間走出來，把八大衙門的正副長官（即堂官）比喻為農夫，把皇帝比喻為太陽，而把中下級官員喻為禾苗，既形象生動又十分貼切自然。
這一奏疏也反映了曾國藩不是庸碌之輩。他的思考，他的積累，才能使他形成對當時人才問題的係統認識，而這些也成為指導他日後治軍打仗磨礪人才的觀念基礎。
由於曾國藩上奏時，左副都禦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羅悖衍等也各上奏疏，陳述政事。鹹豐帝還將通政副使王慶雲、鴻臚寺少卿劉良駒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關部門議行。因此，鹹豐帝收到曾國藩奏折的時候，也獎許一番，稱其“奏陳用人之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辨，切中情事，深湛嘉納”“折內所請保舉人才、廣收直言，迭經降旨宣示”，對折中“日講”的建議，命禮部等衙門討論切實辦法。
當年四月初，曾國藩參照《會典》等書，將他擬定的日講十四條上奏。隨後，在薦舉人才時，他舉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可當重任。
在傳統的中國，當王朝更迭時，往往有政策的大調整。而一個王朝老皇帝崩逝、新皇帝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政策小調整。這就是說，在專製的統治下，由於皇帝的最高權威性，因此即使他在位期間有什麼不適宜的政策，往往也難以糾正，隻好等待新舊交替時調整。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尤其是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自我調整”的機製已很老化，上述情況更加明顯。如明朝的嘉靖皇帝十幾年不上朝，整天在宮中煉丹，與道士、宮女混跡一起。朝臣上的奏疏大多連看都不看，就“留中”了，也就是不交有關部門討論執行。這位統治了四十餘年的皇帝，給明朝帶來了中衰。他的晚年，終於有一位聞名於天下後世的大臣上了一道疏，大罵皇帝一通，其中有一句說：“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說天下人早就認為您不應當皇帝了。這個人就是海瑞。嘉靖皇帝看到這句氣得渾身發抖，把奏疏摔在地上。不久，這位皇帝倒真的想辭去皇帝，當太上皇，並舉海瑞疏為證。但這種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切隻好等待新君即位。
當年，曾國藩上奏了《應詔陳言折》《條陳日講事宜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議汰兵疏》等。這些折疏所言之事似乎已不太新鮮，但都出自曾國藩對清廷的忠耿之心、妙手之文，懇切、生動，躍然紙上。奏折揭示了人民的種種疾苦，錢賤銀貴等情；官場黑暗，官吏無能、腐敗、害民擾民之實況；還提出兵伍不精，徒費國用，建議裁汰五萬綠營兵，以裕國用；並提出選拔有用之人，製定嚴格的培養、考察、升黜製度等。還推薦了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江忠源、嚴正基五人，認為此五人堪當大用。
這些奏折沒有發生任何實際效果，甚至於皇帝看沒看都難說。當時應詔上的折子也太多，鹹豐雖值英年，又主動征求言路，但是國家問題太多，上奏提的問題又大致相類。所以，皇帝看得多了也就懈怠，哪能一一回複，大不了的，批個“知道了”，也就算不錯了。
然而，當時的政治形勢卻急劇發展。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桂平爆發，短短幾個月就接連打敗清朝欽差大臣李星沅、廣西巡撫周天爵的圍追堵截，突出重圍，扯旗北上，稱王封製，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同年3月，鹹豐任命他的舅舅、首席軍機大臣賽尚阿為欽差大臣，擔任前線總指揮，任命順天府尹鄒鳴鶴為廣西巡撫，協辦軍務。當時，賽尚阿的職位最高，與鹹豐帝的關係也最密切。派他直奔廣西前線，在朝野之中，引起極大反響，大家認為這次的形勢可不一般了。
曾國藩更是著急，他在給友人的信中發牢騷說，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們的紛紛奏章，皇帝多置於不問，或以“勿庸議”三字了之，或下一旨空文，而後“複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不相與”，將“書生之血誠，徒供胥吏唾棄之具”，表示不滿。
“為國藩籬”的“血誠”，促使曾國藩於1851年5月上了一個鋒芒直指鹹豐皇帝的《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折。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說，自己是冒著極大風險上的此折，因為曾家受恩深重，自己身為二品大員，誥封三代，此時不盡忠直言，對不起國家黎民。他認為，新君登位，滿朝謹小慎微，“唯阿之風”正在刮起，對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長了皇帝的“驕矜”，養成“惡直而好諛”的習性，可就是國家的禍事了。因此趁著元年新政，冒死把“驕矜之機關說破”，使皇帝“日就競業”，使廷臣“趨於骨鯁”，以樹立朝廷進取之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