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當李鴻章權勢達到頂峰的時候，有人曾經勸說他取代清廷，自立為帝，但是李鴻章拒絕了。美國學者福爾索姆在他的名著《朋友·客人·同事》一書中說：“他是個地地道道的現實主義者，而且對皇帝無限忠誠，所以他並不曾打算過把這種想法付諸實施。光緒七年（1881年）曾有謠傳，說俄國打算立李鴻章為傀儡皇帝，正在慫恿李鴻章起來造反。同年，戈登拜訪他時，也建議他說，既然他擁有中國唯一一支有實力的軍隊，他就應該率軍進京，奪取最高權力。據報道，李鴻章回答說：‘那當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從未背叛過朝廷。’接著又說：‘另外，那是不會成功的，我會掉腦袋的。’他並沒有采取行動自立為帝，相反，他選擇了這樣的道路，即在現存製度下做事，同時逐漸建立自己的小王國，這一小王國則服務於中國和朝廷。”可見，李鴻章在忠君這一點上，還是無可挑剔的。
特別是對於慈禧太後，一旦她下定決心要做某件事，李鴻章從不違抗她的旨意，忠心耿耿。雖然他對慈禧太後的種種限製感到惱怒，但他從未透露出過有造反的意圖。對於李鴻章的忠心，慈禧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每當千夫所指的緊急關頭，她總是站在他這一邊的。在《中法條約》的條款引起的怒浪中，慈禧在後麵給他撐腰，使他得以在譴責的浪潮中渡過了難關；甲午戰敗後是慈禧救了他的命。可見當朝野上下紛紛要求殺李鴻章以謝天下之時，李鴻章的忠誠也算得到了回報。
勤奮是護官之符。
曾國藩總結說：“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
也許是自己本來就不是絕頂聰明的人的緣故，曾國藩不喜歡那些投機取巧的所謂“聰明人”。他最喜歡的，是那些雖然不是天生聰明，但肯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勤奮用功的人，他認為，這才是成功的鐵則。
曾國藩從小就養成了勤奮的習慣，這個習慣，成為他成功的重要心法，也是他持之以恒、終生不變的美德。他的勤奮表現在方方麵麵。在學習上，曾國藩從來沒有間斷過學習，即使是統領湘淮兩軍，全權處理攻打太平軍、撚軍事務，並主管江南數省軍政的時候，雖然肩負著極其繁重的任務，但是他每天仍利用閑暇時間讀書寫字。奏牘、書信、家書、批文、日記，幾乎都是他親手所寫或刪定，僅現在留傳下來的就達數千萬字。他寫家書，恐怕也是古往今來最多的。據現在出版最權威的《曾國藩全集》統計，從1840年至1871年32年間，他共寫了1459封家書，約110萬字。平均每年73封，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235封。據說，他真正寫過的家書，比這數倍不止。僅僅是這些成就，也足以讓一個人名垂史冊了。
創辦湘軍之後，曾國藩把這種勤勞的作風也引入軍中，他還把是否踏實苦幹作為選將的標準。在他招募的兵勇中，那些懶散、怠惰和疲遝的人，成為首先被淘汰的對象。他考察一位將官，也須看他是否勤勞。他說：“練兵之道，必須官弁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孵卵，如爐煉丹，未可須臾稍離。”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則，每天早起，親自訓練，辦理各項事務，這種習慣他一直保持終生。
曾國藩辦事勤奮，在他任直隸總督時表現得最為突出。1869年初，他進京陛見，這是他自從離京後第一次回京，前後已十幾年。當時直隸雖是京畿重地，吏治腐敗卻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官員疲玩，訟案堆積如山，民怨沸騰。所以，曾國藩一上任，就拿整頓吏治開刀。吳橋知縣王恩照、曲陽知縣萬方泰、武強知縣王庶曾、遷官知縣周培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懷安知縣穀洪德，這些人性情疏懶，不理訟獄，曾國藩一律奏請將其革職，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飭，吏治民風，為之一振。
所謂刻苦踏實，埋頭苦幹，有沒有一定的標準呢？有，這就是曾國藩創立的“五到”之說。所謂“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這“五到”的解釋是：
1．身到。
就是說要親身曆事，要做“調查研究”，要勇於實踐，不能隻是紙上功夫。曾國藩舉例說：“比如做官，就要親自查驗案件，親自巡查鄉裏；而帶兵，就要親自巡查營寨，和士兵一起攻城陷陣，同甘共苦。當官的不去下麵調查，滿足於下麵的報告；做研究的不去親身考核，滿足於引用別人的資料，這都是不踏實的。”在曾國藩之後，毛澤東又將“身到”的原則更加發揚光大，旗幟鮮明地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2．心到。
就是說對事情要用心揣摩、苦心剖析，力求獲得透徹的理解。我們都知道，從辯證法上來說，對事物的認識是不斷深入的。如果僅僅停留在事物的表麵現象，而不進行深入的分析，那是無法真正認識事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