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身處官場，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懼。尤其是在順利的時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國藩曾經說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國藩一生，也始終是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樣的心境中度過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國藩升了官，他在給弟弟的家書中，表示不但不敢高興，反而感到戰戰兢兢。他說：
“這次升官，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誠惶誠恐，自我反省，實在是無德足以承受。你們遠隔數千裏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過失，時時寄信來指出我的不足，務必使世祖積累下的陰德不要自我這裏墮落，這樣才可以持盈保泰，不會馬上顛覆。你們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點，就是我的良師益友了。弟弟們也應當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為家裏有人做官，於是就敢欺負別人；不要以為自己有點學問，於是就敢於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同治元年六月，已經升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又寫信給曾國荃，表達了自己升官之後的惶惶之情：
“我僥幸居於高位，又有一點虛名，時時刻刻都有摔下來的憂慮。我觀察古今人物，像有我這種名位權勢的，能善終的很少，我很擔心在全盛的時候，無法使弟弟等們有所長進，我摔下來的時候，卻要連累弟弟們。隻有趁自己還沒有事情時經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才差不多免於大禍吧。”
曾國藩所講的宦海之途應當知道畏懼，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場中，權力是最敏感的，權力太大的人總是很難有好的下場，所以曾國藩才會如此的畏懼。曾國藩強調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終保持一種清醒的態度。這一點，對於充滿風險的封建官場來說，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說他事業的成功是得益於“倔強”這兩個字，那麼他全身而退，則是得益於他的“敬畏”之道。這一點對於今天的領導也還是有啟發的。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它能給你帶來榮耀，也能給你帶來毀滅。每一位領導者，都應該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縱了自己，隻有這樣，才會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敗。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永遠比什麼都重要。
曾國藩的確是一個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經曆的風險，確實不是常人所能體會的。然而他時刻提醒自己，在順利的時候，要考慮到終有不順利的時候，在興盛的時候，要考慮到終有衰落的時候。這使得他始終保持一種謹慎、清醒、冷靜的心態，從而順利渡過了宦海的風波，避免了曆代權臣敗家喪身的命運。
當然，曾國藩的為官之道，與當時的社會價值觀念直接有關係。在傳統中國，謙謙君子是最受鼓勵的人格。曾國藩以謹慎、謙虛作為為官的原則，體現了他在那個時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們評價一個人的標準已經很不一樣了，尤其在今天，社會更需要進取型、開拓型的領導幹部。但曾國藩的四敗之道，畢竟是從曆史上總結出來的，對於今天的為官者保持清醒的頭腦，自然也是有啟發意義的。
大樹底下好乘涼。
權力是一把雙刃劍，無權難辦事，權力大了又容易遭遇不測，曾國藩深刻懂得這個道理，他認為無權一定要爭，權大一定要讓。一個人的力量畢竟單薄，曾國藩聰明地選擇了背靠大樹、借力打力、廣結關係網。
曾國藩從1840年入仕為官，到1847年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年間連躍六品十二級，這在當時實為罕見。這對生長在深山野嶺、從黃土地裏走出來的曾國藩來說，誠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仕途如此順遂，連曾國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給友人陳源兗（字岱雲，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的信中不無坦白地說：“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內，徒步過從，疏野之性，肮髒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未敢為此不近情之稱許。”
曾國藩如此飛黃騰達、官運亨通，當然不無原因，這原因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謂內在的原因，即曾國藩本人學有專長，為士林所嘉許；所謂外在的原因，說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幫忙。“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強有力的大員的鼎力薦舉，這個人就是紅得發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對穆、曾關係及穆在曾“速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不能不做些考察。
穆彰阿是滿洲鑲藍旗人。1805年（嘉慶十年）中進士，由翰林累官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軍機大臣達20餘年之久。鴉片戰爭中，他包庇走私煙販，阻撓林則徐禁煙，誣陷林則徐、鄧廷楨，主張妥協投降，支持耆英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