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彰阿不僅貪，而且頗善於玩弄權術，對上以欺罔蒙蔽為務。史載，穆彰阿“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複試、殿試、朝考、教正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利用衡文大權，網羅私黨，培植親信，以致於門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稱“穆黨”。1838年，曾國藩三上春闈，穆彰阿為春闈大總裁，二人從此有了師生之誼，曾國藩亦從此成為“穆黨”中人。在曾國藩《日記》中，曾、穆交往的記述不絕如縷。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謄清，親自送往穆宅。這次拜訪成為曾國藩飛黃騰達的新起點。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滯留未動，從此之後，幾乎年年升遷，歲歲加銜，5年之內由從七品一躍而為二品大員，前後的變化是極為明顯的。一些稗史曾對曾國藩官運的這一轉機做過生動的描述：“一天，曾國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當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暫歇。第二天到了皇宮某處，卻發現並非往日等候召見的地方，結果白白等了半天，隻好退回穆宅，準備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問曾國藩說：‘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見國藩答不上來，穆悵然曰：‘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則召幹仆某諭之曰：‘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囑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明晨入覲，則皇帝所問皆壁間所懸曆朝聖訓也。以是奏對稱旨，並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從此以後，曾國藩便“浸浸向用矣”。不難想見，穆彰阿在曾國藩升遷過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黨中人，他怎會有“速化”若此的官運！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鹹豐皇帝即位後，穆彰阿被罷免，永不敘用，曾國藩似乎沒受到牽連，因此有人認為曾國藩不算穆黨。但整個鹹豐年間，清政府對他時冷時熱，忽信忽疑，遲遲不願把地方督撫大權交給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處處碰壁，似乎又說明與“穆案”有關！
對於政治家而言，不可能沒有“倚人而起”的經曆。“朝中有人好做官”這是為官之道的首著。“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賭注。但世間沒有永恒的朋友，隻有永恒的利益，政治家之間的“友誼”更經不起考驗。
肅順一麵排斥打擊秉政的滿漢大臣，使大學士翁心存、大學士軍機大臣彭蘊章、協辦大學士周祖培等不安於位；甚至慫恿鹹豐帝處死曾為大學士的耆英、大學士軍機大臣柏俊。清廷對大臣一向較為優禮，平時以罪論死者極少。肅順不顧這一點，在兩三年內，竟兩次力主處死大臣，這顯然是要在朝廷中樹立自己威嚴的形象。另一麵，又與軍機大臣杜翰、兵部尚書陳孚恩、兩廣總督黃宗漢等人結為死黨。同時，又廣泛招納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頗搜羅人才，資以延譽樹黨，先及留京公車，次京曹，次外吏”。當他訪知江西道員李桓為幹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遞“門生柬緘”“即可晉秩兩司”。
肅順這樣打擊大臣和政敵，大肆結納黨羽，顯然是為他長期把持朝政鋪平道路；後來他與那拉氏、奕欣爭奪最高權力，正是這一圖謀的體現。有這樣野心的人，對當時軍隊，特別是戰鬥力最強的湘軍，自然不會漠不關心。但不論是打擊或籠絡湘軍集團，都遠比上述種種活動更為微妙，更須精心處理。軍隊是國家機器的支柱，大臣與帶兵將帥密切往來，最易招致政敵的攻擊，甚至引來不測之大禍。肅順自然不敢貿然行動，曾國藩、胡林翼也會因避嫌而巧妙為之。
事實上，肅順與湘軍集團確有著微妙的聯係。在其招納的眾多人員中，不少人與湘軍集團有密切關係，甚至就是湘軍集團中的一員。如尹耕耘不僅為曾國藩任禮部侍郎時之屬員，且“極器重之”，同時，尹也為肅順之屬吏，且對之“敬禮有加”。李鴻裔（眉生），正如他兒子所說：“在京師出文正（曾國藩）門下，深悉先君品學”。後來肅順又“素與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燾、王運、李壽榕等人均與曾、胡同為長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與曾為“金石至交”。而肅順與他們也關係密切，郭不僅為肅賞識，且與肅黨陳孚恩交往甚密，陳向鹹豐帝推薦郭“堪充謀士之選”，被“即日召見，在南書房行走”。龍為肅順之家庭教師。肅對王更“激賞之”，要與王結為“異姓兄弟”。這樣破格相待，使王終生感激不已。數十年後，王至北京還去看望肅的兒子，並加資助。李與肅關係後來雖破裂，但李為戶部下吏時，卻“見賞於本部尚書肅順，部事輒谘之”。此外，還有一些人，雖與曾、胡等人無多交往，但卻與王、郭等關係密切，又為肅順所賞識，如高心夔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