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順籠絡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將來的政治爪牙外，還與他們共議政事。他們實際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其時夷患初興，朝議和戰，尹杏農（耕雲）主戰，郭筠仙（嵩燾）主和，而俱為清流；肅豫亭（順）依違和戰之間，兼善尹、郭，而號為權臣。餘（王運）為豫亭知賞，亦兼善尹、郭，而號為肅黨。”這就是說，肅順在和戰問題上，聽取他們意見，甚至參與他們的討論，但沒有表示明確的主張。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湘軍集團的興起及其顯赫戰功，是當時最大的政事，肅順自然也會與他們商議。事實上肅順就與王討論軍事，即所謂“軍事諮而後行”。他們也會趁機出謀劃策，而他們同時與曾、胡等人也在書信中議論政事。
肅順多次向湘軍統帥曾國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於揣摩政局變化的曾國藩並沒有投桃報李，他隻是通過郭嵩燾等人暗送秋波。當曾國藩看到肅順殺人立威之後，愈加感到不能將自己拴在肅順這顆極易撼倒的大樹上。這就是肅順被處死抄家後，抄出很多文武大吏與之往還的書信，而曾國藩不與之交一字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慈禧才稱曾國藩為“忠臣”。
把公事當成自己的事。
大家都想登台表演，但曾國藩最忌諱無能之輩去不知天高地厚地表現自己，因為這是小醜。
人的一生處世為人未必都全部為己，甚至更多時侯都在給“別人”做事，但無論怎樣，別人的成功，還是自己成功，能力和舞台都是決定成功與否的兩個關鍵要素。曾國藩說：“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
凡大成功者，必須把自己的人生使命與解決時局之弊結合起來，所謂“以天下為己任”，匡時救世，而不是僅僅局限於某一方麵的成就。他們的活動，雖不是永遠，但必定是敢於將自己的思想鋒芒直刺社會的要害。曾國藩在對鴉片戰爭以來至太平天國起義爆發這十餘年間清朝吏治的腐敗、軍隊的無能而憂心忡忡的同時，敢於一再上疏“教訓”剛剛登基的皇帝一事即屬此舉。
麵對清朝的腐敗，曾國藩看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也感到了問題的日益嚴重性，所以他在鹹豐皇帝上台之初，連上奏折，希圖勸說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頹風，從政治上做一番整頓。然而，奏折遞上，並未發生什麼實際效果，相反，滿清政局越來越向著風雨飄搖的軌道邁進。太平軍自1851年1月金田起義後，有如熊熊烈火，正在向東南各地蔓延。清軍前往鎮壓，結果都節節敗退。
麵對東南數省烽煙紛起的形勢，曾國藩擔心清政權根本無法對付這場階級的大搏鬥。更為可慮的是：當權集團中的絕大多數人對時勢或是茫然無知，或是根本不當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無所事事。曾國藩懷著焦慮的心情寫信給友人說：
“內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現鄉裏，機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為了提醒清廷及時采取有力措施，盡快撲滅農民起義的烈火，他於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節餉、加強訓練軍隊建設的建議，試圖首先從軍隊著手，打開一個新的局麵。他以自己的“血誠”揭露清朝軍隊的腐敗狀況，並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
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見回音，鹹豐皇帝並未采納曾國藩的意見。相反，在軍事上，失敗的消息從廣西等前線不斷傳來。曾國藩甚感局勢愈來愈嚴重，而自己的建議又屢不被采納，真是“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為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