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久，穆彰阿長出了一口氣：“曾翰林，你起來吧，老夫並沒有怪罪於你，來來來，你給老夫說說這幅畫。”
曾國藩起來後，紅著臉道：“謝恩師不怪之恩，學生學識尚淺，再不敢妄言了。恩師就不要再羞臊學生了！”
穆彰阿臉一沉，手撫胡須自言自語：“老夫年近花甲，最見不得有始無終的事情。”
曾國藩迫於無奈，才道：“整個畫卷，學生都沒有看出什麼，隻是這落款有些疑問。恩師知道，唐時宣紙較粗糙，而落款處的宣紙紋路卻很細膩，這定然是把原款提掉，後補的款。看這宣紙的成色，像是明人所為。請恩師明察。”
穆彰阿拿起放大鏡認認真真地看起來。
半晌，穆彰阿抬起頭，衝外麵喊一聲：“來人，快快擺酒，老夫要與曾翰林一醉方休！”
曾國藩的一顆心隨著落了地，兩個人的距離也一下子拉近了。
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來即實行中央集權統治，但皇帝個人專製的程度並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諸朝，丞相有相當一部分權力。明清以來，事無大小皆由皇帝專決，相權也就不存在了。道光帝嗣位後，“尤慮大權旁落，必擇謹善之士佐治，故一時才臣半遭廢斥”，而唯與曹振鏞、穆彰阿“有水乳之合”。曹振鏞死後，穆彰阿繼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轍”。他最善於窺測道光皇帝的意向，進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黨同伐異，無所不用其極。鴉片戰爭時打擊抵抗派，陷害林則徐，極力慫恿道光皇帝對英妥協投降，就是施展的這種手法。穆彰阿多年來利用衡文大權網羅黨羽，培植親信，遂致“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為穆黨”，而對於不附於己者則極力加以排擠。相傳羅停衍與何桂清、張芾同年中進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張芾、何桂清皆附於穆，而羅停衍不肯；庶吉士散館三人同得考差，羅又不去拜見穆彰阿，“次日忽傳旨，羅停衍年紀太輕，未可任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其實當時羅停衍十九歲，張芾十八歲，何桂清隻有十七歲，張、何二人歲數都比羅栓衍小。據說，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僅羅停衍“一人而已”。對於這次罕有的更動，時人皆認為係“穆所為”，並有“其權回天”之歎。
曾國藩的際遇與張芾頗為相類，隻是時間稍後，機會來得也晚一些。曾國藩戊戌年會考中式，正總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師生之誼，時相往來。曾國藩有幾分才幹，對穆彰阿在鴉片戰爭中的民族投降主義政策十分稱讚，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賞識，處處受到關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之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隨即回住處謄清，親自送往穆宅。這一次拜訪似乎成為曾國藩其後飛黃騰達的起點。在此之前，曾國藩之秩品一直滯留未動；從此之後，則幾乎是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內由從七品一躍而成為二品大員，前後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
做事緩慢未必全是毛病。
李鴻章曾當麵指出，曾國藩行事懦緩，是他的一大毛病。殊不知，懦緩恰恰是曾國藩的超人之處，又恰恰是李鴻章所缺乏的。其實，曾國藩本來是一個生性倔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個急脾氣。後來發現，心急最易壞事，才漸漸改變急躁的毛病。
他考中進士後，師從唐鑒專攻程朱理學，程朱的治學之道，講究株積寸累功夫，逐步深入，而心學因受佛學影響較大，有濃厚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認為學問可以憑悟性速成。王陽明憑悟來研究竹子，即所謂探究事物規律的“格致”之學，結果他在竹子前靜坐了7天，冥思苦想，終不得要領，還把自己“格”出一身病來。曾國藩受唐鑒、樓仁的指教後，對心學不太滿意，卻日益篤信程朱的漸進功夫。從此，他堅持從小事做起，每日必讀幾十頁書，寫一刻鍾字。點點滴滴，漸漸進步。這種治學修身的方法深深影響了他的性格，使他由原來急切好進變得穩重懦緩。
但在為官上，曾國藩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境界。由於對官吏腐敗、民不聊生、盜賊四起的社會現狀的深深憂慮，曾國藩急於求治。鹹豐帝上台不久，一年間，他連上四道奏章，從吏治、銀價，民生、軍隊等四個方麵揭露了國家麵臨的空前危機，請鹹豐勵精圖治。由於鹹豐帝充耳不聞，他又上折直接針對皇帝展開了尖銳批評，指責鹹豐拘於小節而疏於大計、追求虛浮而忽略實際、剛愎自用而拒絕納諫，為這一冒失之舉，他差點有性命之憂。此事雖與他性格倔強有關，但也反映了他求治心切。倘若是後來，他再急也不會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