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時務者為俊傑。
一個人無論有多大的實力，他總是受周圍環境及諸多因素的製約，不可能為所欲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後吃虧的隻能是他自己。所以，一個人要知進退，識好歹，明時務，常言說：“識時務者為俊傑。”看來此話一點也不假。
曾國藩憑著自己幾十年的仕宦生涯，對封建社會官場的險惡看得最清楚，深知一入仕途人則毫無“自由”，即使是一隻猛虎，也隻能變成犬鼠可欺的可憐蟲了。韓非子《寓言》中就有“伏虎於匣”一節，意思是說老虎在深山、在野獸中稱王稱霸，一入牢籠就會搖尾巴乞求同情，不論“虎性”是否改變，都不能不屈服於現實。為虎設籠不是為了防備老虎，而是要讓虎入牢籠，使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夠製服老虎。但是，幾千年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誰能改變得了？更何況，一個有抱負的人不借助權力可以說是毫無作為的。因此，出，，進官場之局，處，，居江湖之遠，就十分難以決斷了。
曾國藩自己對出處之際雖然感到難以決斷，但憑他的老道經驗還是能夠掌握火候的。這裏說的是對其九弟曾國荃出處之際的安排，可見曾國藩的韜晦。
曾家兄弟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幾條，尤其是曾國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國藩的話說是千古以來最艱難的一次攻堅戰。攻占南京後，曾家成為大功臣，按曾國荃的設想，清廷應功高厚賞，自己該做個總督巡撫、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對這位敢作敢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國荃雖讀過幾年書，但學識淺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滿天下，尤其是他處死李秀成後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同時，清政府對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離軍營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撫。
曾國藩無奈，隻好以病情嚴重為由，奏請曾國荃開浙江巡撫缺，回鄉調理，以避開輿論的鋒芒，解除清政府的這塊心病。不出曾國藩所料，這一奏請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國藩1864年9月27日上奏，10月5日即獲批準。同時，那拉氏還賞給曾國荃人參六兩，以示關懷。這本來是曾國藩的韜晦之計，暫時退避正是為了永久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國荃在曾國藩移駐江寧那天，當著滿堂賓客大發怨言，致使曾國藩狼狽萬狀，無地自容。為了開其心竅，曾國荃四十一歲生日那天，曾國藩除派趙烈文專門勸慰外，還特寫七絕十二首為他祝壽。據傳，當曾國荃讀至“刮骨箭瘢天鑒否，可憐叔子獨賢勞”一句時，竟放聲大哭，以泄胸中抑鬱之氣。11月2日曾國荃帶著滿腹委屈和怨憤返回湖南，由於怨氣仍未平消，終致大病一場。
是年11月初，曾國荃迫於清廷的壓力開缺回籍養病，從南京啟程歸湘。多年征戰在外，此時退隱鄉間，本是休養身心的最好時機，但曾國荃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他對於清廷有意牽製曾氏兄弟的舉措表示不滿，不時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國藩老謀深算，一再囑咐曾國荃不要輕易出山，時局嚴重，不必惹火燒身，最好在家靜養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書中指出：
“有見識的人士和相愛的朋友大多奉勸弟弟暫緩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讓弟弟多調養一段有病的身體，在家閉門三年，再抽身而出，擔當天下的艱巨大任。”進一步，他又在其他書信中具體安排曾國荃如何打發時光。一是修身養性，不要幹預湖南地方事務，“弟弟平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發泄公憤，同時又對朋友情誼深厚，非常仗義，這個時候告病在家，千萬不要對地方公事幹預絲毫。”二是趁休閑之際補攻講求詩文奏議之學，“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為深深的恥辱，……眼下用力於奏議文章的學習，也應當稍稍具備當年發奮拚命的那種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囑咐曾國荃趁空閑時間，讀些有關文史方麵的好書，以加強自身的學識素養。同時，又寄去曆年所寫日記，希望曾國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謂“近來衰憊之狀”，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子侄輩讀書做人。在曾國藩的耐心開導之下，曾國荃耐著性子終於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時間，清政府曾詔諭他出任山西巡撫，他硬堅辭不受。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頒詔命曾國荃改任湖北巡撫，並幫辦“剿撚”軍務，此時，曾國藩認為時機已成熟，力促曾國荃出而任事：“唯決計出山，則不可再請續假，恐人譏為自裝身份太重。餘此信已為定論下次不再商矣”“君恩過厚，無令外人疑為裝腔做勢也。”於是，曾國荃決定再度出山。
裁撤湘軍為避嫌。
攻克天京，曾國藩兄弟功勳蓋世，為了顯示天恩浩蕩，天京城內餘燼未熄，屍骸尚存，清政府就對這班功臣們頒發了賞賜。曾國藩官封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襲罔替；曾國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其他攻城的將領也都有爵尉封賞不等。漢人封侯，清朝僅此一例，兄弟同日封伯侯，可以說是曠古未有的殊榮，曾國藩對清廷感激涕零。
然而就在殊榮背後，清醒冷靜、目光深邃的曾國藩還是看到了自己危機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