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太平軍先於鹹豐三年二月（1853年3月）在南京建都，5月出師北伐和西征。西征軍沿江西進，攻占安慶、九江、漢口、漢陽，江忠源向皇帝奏報，請鹹豐下旨讓湘軍出師作戰。幾次催促，曾國藩皆以水師未成、船炮不齊、編練未就而拒不出戰。鹹豐幾度下旨催逼，曾國藩提出一個三江、兩湖數省軍隊統一部署、聯合行動的戰略計劃，遭到鹹豐的斥責。原來，鹹豐此時並不知曾國藩的長遠謀略，亦不知湘軍水陸師的實際情況，催他作戰，也隻是以為湖南鄉勇可用，讓他配合綠營。豈料曾國藩不僅不出，反提出數省合防的戰略計劃，便以為他口出狂言，下旨斥責說：“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曾國藩接旨，既憤激，又惶恐。憤激者，以為兩年前自己的犯顏直諫，鹹豐仍耿耿於懷，且不理解他編練軍隊的“血誠”；惶恐者，太平軍勢力浩大，綠營軍三年的慘敗，他若率師作戰，是否能勝，確無把握，若一旦失敗，就真的是貽笑天下了。
所以，越是這麼想，皇帝越是催得緊，他越是不出戰。
然而不久，自己的師友江忠源、吳文鎔先後敗死，內外壓力和愧疚之心使他再也沉不住氣。
吳文鎔是曾國藩考進士時的閱卷大臣，是他的恩師。先為貴州巡撫，太平天國進攻長江數省時，又調為湖廣總督。西征軍攻武昌，吳多次向曾國藩求援，亦向鹹豐大力推舉曾國藩的水陸師情況，曾竟不赴援。鹹豐四年一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吳領軍在黃州堵城與太平軍大戰，軍潰，吳文鎔投水自殺。
吳文鎔死前還給鹹豐上疏，認為皖湘數省，隻還有曾國藩一軍可戰，並寫了一封遺書給曾國藩，讓他好自為之。
後來，長沙有個叫黃冕的人給曾國藩提議道：“長江上下千裏，港汊極多，敵船容易藏匿。因此，最好每營都添十艘小戰船（即三板），這樣就便於在港汊中搜尋敵船。”曾國藩對此非常讚同，於是就開始對水師的編製進行了如下的調整：每營配製快蟹一艘、長龍十艘、三板十艘。人員配製如下：快蟹配二十八名槳工、八名櫓工，長龍配十六名槳工、四名櫓公，三板配十名槳工。正是這樣的水師配製，才能夠使曾國藩在日後對太平軍的作戰中取得勝利。
羽翼未豐莫輕動。
過早將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致勝的情況下出兵，往往會在以後的交戰中失敗。羽翼未豐滿時，更不可四處張揚。《易經》乾卦中的“潛龍在淵”，就是指君子待時而動，要善於保存自己，不可輕舉妄動。
曾國藩早在京城為官時，深研《易經》，對“潛龍在淵”尤為注意。他初建湘軍時，水陸兩軍加一起隻有一萬餘人，這時若和太平天國的百萬之師相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因此曾國藩為保護他的起家資本，四次抗清廷聖旨，而且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老師吳文鎔被太平軍擊敗，見死不救，可以說把事做得夠絕情了。
1853年，曾國藩把練勇萬人的計劃告訴了愛將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淺，立刻向清廷和盤奏出，結果船炮未齊就招來鹹豐皇帝的一連串征調諭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國西征軍進至蘄、黃一帶，武漢危急，清廷接連下令曾國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軍大將胡以晃進攻廬州，清廷令曾國藩督帶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軍襲破清軍黃州大營，清廷再次催促曾國藩赴援武漢。曾國藩深知太平軍兵多將廣，訓練有素，絕非一般農民起義隊伍可比，沒有一支勁旅是不能貿然去碰的。況且與太平軍爭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陸上，沒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戰的水勇，是無法與擁有千船百舸的太平軍相抗衡的，甚至連兵力調動和糧餉供應都會發生困難。因而，曾國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堅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購洋炮。船炮不齊，決不出征。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此次募勇成軍以出”，“庶與此賊一決死戰，斷不敢招集烏合，倉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轍。雖蒙糜餉之譏，獲逗留之咎，亦不敢辭”。一時形成“千呼萬喚不出來”的局麵。
其實，清廷催曾國藩赴援外省，不過以為湖南鄉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綠營作戰，以解決兵力不足的困難，這也是過去常有的事，決非要他充當主力、獨力擔負與太平軍作戰的重任。所以當曾國藩在奏折中處處以四合防為詞，聲言“事勢所在，關係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時，鹹豐皇帝即以譏諷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覽你的奏章，簡直以為數省軍務一身承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天下人才沒有超過自己的，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可見，鹹豐皇帝對曾國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來不過是無知書生的好高騖遠和自我吹噓，並非深思熟慮的舉動。因而，鹹豐皇帝再次促其“趕緊赴援”，並以嚴厲的口吻對曾國藩說：“你能自擔此重任，當然不能與畏葸者比，言既出諸你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曾國藩接到諭旨後，仍然拒絕出征。他在奏折中陳述船炮未備、兵勇不齊的情況之後，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淺薄，唯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敗利鈍，一無可恃。皇上如果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並進一步傾訴說：“臣不嫻習武事，既不能在籍服喪守孝貽譏於士林，又複以大言僨事貽笑於天下，臣亦何顏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每到夜間焦思愁悶，隻有痛哭而已。為臣請皇上垂鑒，憐臣之進退兩難，誡臣以敬慎，不遽責臣以成效。臣自當殫盡血誠，斷不敢妄自矜詡，亦不敢稍涉退縮。”鹹豐皇帝看了奏折，深為曾國藩的一片“血誠”所感動，從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並以“朱諭”安慰他說：“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曾國藩“聞命感激，至於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緊了出征的準備。多少年後，他還對此念念不忘，並專門請人從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與座船一起丟失），與鹹豐皇帝的“朱諭”一起保存，“同誌恩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