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兄弟攻下南京後，當時的客觀環境對於他們非常危險。一方麵，那位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後非常厲害，特別難侍候，曆史上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故事太多，曾氏不能不居安思危；另一方麵，外麵講他們壞話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國荃把太平天國王宮和國庫裏的許多金銀財寶全都據為己有，這件事，連曾國藩的同鄉好友王闓運也大為不滿。王闓運在寫《湘軍誌》時，固然有許多讚揚，但把曾氏兄弟及湘軍的壞處也都寫進去了。
曾國荃的修養到底不如長兄，一些重要將領對於外麵的批評非議也都受不了。他們中有人向曾國藩進言，何不推翻滿清，進兵到北京，把天下拿過來，更有人把這意見寫成字條提出。曾國藩看了字條，對那人說：“你太辛苦了，先去休息一下。”打發那人走後，曾國藩連撕碎丟入紙簍都不敢，而是將字條吞到肚中，以期保全自己和部屬的性命。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的一個“慎”字。
處世須慎。曾國藩要求長子曾紀澤言談舉止須厚重、戒輕浮。這裏“厚重”固然有老成練達的意思，但也寓含著事事謹慎的含義。1848年夏，曾紀澤到縣城辦事，與地方官有來往，曾國藩寫信要他：“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欽，到處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廬，尤宜慎之又慎。”此前一個月，地方官給曾家加了賦稅，曾國藩寫信要求家中三位弟弟（澄侯，沅弟，季弟）：“新官加賦我家，必答應，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為得體。為民除害之說，為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1864年5月9日，曾國藩於軍務繁忙之際，特地寫信給主持家中事務的澄弟，要求他在家鄉不宜輕易拋頭露麵。他寫道：“吾與沅弟久苦兵間，現在群疑眾謗，常有畏禍之心。弟切不宜輕易出頭露麵，省城則以足跡不到為是……不可幹預公務。”
識大局才能知進退。
任何事業，某種意義上都是局部的事業，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內，要想把事業做好，必須先察大局，認清其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特別是大局的發展趨勢，然後借勢生風。不然的話，縱有千條妙策，亦難有所作為，縱使有所作為，因為局部畢竟決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麼。
曾國藩從辦團練那一天開始，因為沒有實權，又沒有軍餉，兵力發展不快，真是慘淡經營，屢戰屢敗。而他想要實權以便辦事的想法，更是屢遭挫折。
至鹹豐十年止，曾國藩以客寄的身份辦團練，建湘軍，剿殺太平天國已有七八個年頭。其間，他於鹹豐三年攻克武漢，巡撫一職與他擦肩而過，後來，他費盡心機，甚至剝下理學家的麵具，在守父喪期間公開向清政府要督撫的位置，但遭到拒絕；再往後，聽到石達開要進入四川，胡林翼等人聞風而動，鼓動官文上疏請清廷將四川總督大印交給湘軍第一統帥。事情還是沒有成功。
鹹豐十年四月，江南大營的潰敗給曾國藩帶來了絕好的機會，胡林翼等湘係高級首腦立即聚於曾國藩的大營宿鬆，開始緊張的密謀。
江南大營擁有重兵七萬餘人，集中了清廷正規軍中最精銳部分。閏三月十五日，經過與太平軍九晝夜之戰，江南提督張國根溺斃河中，總兵陣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深倚重的和春敗走常州後在滸壁關驚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財賦重地的江南大營將死卒亡。
正是在這突如其來而又事關湘軍集團發展的至關重要的時刻，湘軍首領開始陸續趕赴曾國藩所駐防的宿鬆。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後在曾國藩的住地宿鬆暢談時間長達二十三日夜，達成了“共赴”艱難的共識，對各自的發展影響甚大。
宿鬆會議是促進湘係勢力的發展乃至扭轉全局的重要會議。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結，對穩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鹹豐帝旨令最後一節，詢及左宗棠多年“拂鬱之隱”，左宗棠感激涕零，表示“此後再不意氣用事，聽候曾國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執。”第二，壯大了湘係力量，湘係重要人物出現了空前的“團結”，在重要問題上達成“共識”。第三，對江南大營潰敗後清廷可能進行的重大人事調整進行了預測，認為兩江總督一缺，曾國藩與胡林翼兩人中必有一人擔此大任。這對鼓舞“士氣”，有重要意義。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為全國所知。曾國藩的幕僚黎庶昌編訂《曾國藩年譜》時就曾明確指出：左宗棠“留營中兩旬，朝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而作為清政府倚為幹城的江南大營的潰敗，也在政治、軍事上為湘軍勢力的發展掃清了障礙。但當時湘係中有許多人卻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轉機。左宗棠卻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天意其有轉機乎？”有人不解其中妙處，他又解釋說：“江南大營將蹇兵罷，萬不足資以討賊，得此一浩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眾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軍將領所料，宿鬆會議結束當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曾國藩從此才可以名副其實地幹一場了。
但是在走出這一步之前，曾國藩不會忘記把他的行動和時代背景聯係起來考慮。而曾國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勢的主要方麵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運以及朝廷內的變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