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十一年湘軍攻下安慶立下大功之後，曾國藩在麵臨新的進退抉擇關頭時，便對清朝的情況倍加關注。其實曾國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雖然身在疆場，但卻對朝廷大事一貫非常關注，並且反應都非常敏銳，因為朝廷上的任何變化都有可能影響到他們個人以及湘軍這個集團的利益與未來。
胡林翼和曾國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軍攻占安慶後大約一個星期之後，得知鹹豐皇帝駕崩消息的，這消息來源於友人之間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獲知此情之後，當即寫信向曾國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國危，又鮮哲輔，殊堪憂懼。”
由於肅順等人久久隱喪不報，胡林翼和曾國藩天天在軍營中等待進一步的消息，卻長時間未接奉國喪明詔，這愈發讓他們憂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驚起，仰望上蒼，哀聲長歎：“京師必有大事發生，不知是禍是福。”
專製統治易於保守政治機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條件的落後，信息的傳遞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後在北京發動政變一個多月的時間裏，身居安慶的曾國藩等人竟然一無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國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諭旨一道，又有軍機處轉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掃了一眼抄示的奏折，發現鹹豐皇帝所立讚襄政務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麵，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覺。仔細讀來，隻見奏折中寫道：
“載垣、肅順、端華明正刑典，人心欣悅。”但奏折並未說明讚襄政務大臣們是哪一天被逮被殺的，也未說他們犯了何罪。曾國藩看後，真是嚇了一大跳。
他趕緊拿起諭旨看個究竟，以為諭旨會對此事做出解釋。更讓他驚異的是，諭旨卻一字未提讚襄政務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關他自己新的職務任命，其中寫道：“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悉歸節製。”
曾國藩通過對朝廷內的大勢的把握與深入細致地分析，得出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認為自己權太重、位太高、虛名太隆，因此必須辭謝大權的結論。這一決定無疑是正確的。不僅使自己進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圖，為自己下一步決策提供了參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願地更為放心地將大權交給曾國藩。清廷讓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的決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義。曾國藩作為湘軍的創始人和統帥，曾長期受清廷的猜忌與壓抑，自從1860年擺脫這種狀況以來，其權勢日漸增大，在清朝政治軍事權力格局中的地位穩步上升。現在，清廷不但對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還為了能讓他更好地發揮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製舊規，清廷此時也並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撫權力過大，會有尾大不掉的危險，最終結果就有如慢性自殺，但為了打敗最大的敵人，他們已顧不得那麼多了。
曾國藩在把握了朝廷的這些內情與動態後，根據自己的推斷，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點以及行動的方向。他認為，以現在的形勢推斷，最應擔憂的，不再是朝廷內部的矛盾問題，因為對於清廷中央來說，他們現在最大的敵人仍然還是太平天國，為了打敗這個你死我活的對手，是可以暫時將權力下放給湘軍將領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體製和常規的做法，也是能夠接受的。慈禧太後和奕將政變的消息以一種婉轉的方式告訴曾國藩等人，雖然有敲打湘軍將領的意思，但並不希望他們就此裹足不前，慈禧和奕更主要地還是要鼓勵他們更好地為朝廷辦事，趕緊將太平天國徹底打垮。而隨著湘軍實力的擴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國藩擔憂的則是集團內部的維係問題。曾國藩已經很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因此曾國藩在把握了這樣的“天下大勢”之後，采取了一係列的果斷行動，如為湘軍集團的長遠利益及維護他的個人權威，將與他有深厚交情並被他稱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參劾革職，為出一口積之已久的惡氣，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敵王有齡的時間，終於使王有齡沒有得到及時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讓李鴻章辦淮軍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遠見的安排，為後來湘軍攻下天京做了有力的準備。
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勢的情況下才具有的遠見和膽識。
一個做大事的人，必須謀之深遠，在別人不能發現機會的地方發現機會，在別人不能謀取利益的地方謀取利益，而這些都需要對大局有一定的把握、對現實有深刻的洞察、對未來有著準確的預期、在戰略上有一個明確的規劃。
該出手時就出手。
在封建時代，士大夫一入官場仕途，就等於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場積習卻常使英雄感到無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個朝代的後期，要破官場積習就是很難的事了，更多的人都是隨波逐流，俯仰任之。這也是許多人不能建功立業的基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