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國藩的處世經中，人們都知道他處處以小心謹慎、謙忍退讓、委曲求全作為準則，而往往不知道他的處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條，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雖然體現並不算多，但卻往往是用的適時、適機，對以後的成敗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風氣，在嘉慶道光以後日見泄遝萎靡，人才亦日見寥落。這與皇帝的好尚及執政者之逢迎諂諛，都有密切的關係。《瞑庵雜識》中曾有一條說：
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聲名俱泰。做了很長時間的大學士卻平安如初。他的一個門生請教緣故，曹答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當時流傳頗廣的《一剪梅》形容官場積習雲：“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其二雲：“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其三雲：“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讚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其四曰：“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孑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也諡文恭。”
在這一世風之下的環境中，曾國藩卻能反其道而行之，眾相柔靡之時，他卻敢迎風獨立，挺身而出，卻是何等的膽量！
鹹豐年間，曾國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弊端、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與武備弊壞，當他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又目睹了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下詔求言而勇敢地先後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間所上的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轉變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國藩忠君愛國及有作為、有膽識、有擔當的耿直風格，也對他此後的“平亂”事業，奠定了堅定的基礎。
在這道奏疏中，他指出專製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視天下臣民如無物。其最後所至，必將是“直言日覺其可憎，妄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抵止。”然而這些話卻不是自矜才智的專製皇帝所樂意聽聞的。而且在積威之下，大多數的人為了自保功名富貴，也決不肯把這種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說，以免皇帝一旦發怒，自己將頓罹不測之禍。以曾國藩當時的情形來說，除了曾國藩，也不曾有人上過這樣激切亢直的諫疏。所以後人說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風”。曾國藩這種讀書經世的風骨，在這裏可以充分看出。
曾國藩所上的這一奏疏，對當時的政治風尚及皇帝的個性，可說是痛下針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發怒，曾國藩的命運真是不可知之數。據說鹹豐皇帝在初次見到此疏時，確曾大為震怒，將原疏擲之地，並欲將曾國藩重加懲治。幸賴軍機大學土祁雋藻一再疏解，鹹豐皇帝經過一番激烈地思想鬥爭之後，才終於為曾國藩忠君愛國的本意所感動，成豐皇帝對曾國藩之敢言不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獎，命其兼任刑部侍郎。曾國藩家書中有此時所寫的致弟書雲：
“餘受恩深重，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進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要業，而絕自是之萌，此餘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於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餘區區之餘意也。”
政治家的遠見和抱負，在這一些話中已經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國藩之必能成就日後的事業，於此亦可窺見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聞》說，曾國藩因上聖德疏為文宗所特知，諭祁雋藻曰：“敢言必能負重，故其後遂倚以平亂。”
由此說來，曾國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現了他的耿耿忠貞，而鹹豐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國藩之有擔當、有抱負，可以委以重任的品質。此一奏疏對曾國藩個人前途以至清王朝的前途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民國時期學者徐一士評論說：“蓋此疏之亢直，在當時確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時進士、廷臣孫嘉淦對乾隆皇帝所上的《三習一弊疏》，雖然號稱清代的名奏議，然而僅泛泛而論朝政得失，與曾國藩的直言鹹豐帝種種過錯之舉，實在不能同日而語。”
對於自己的果敢，曾國藩自己也有正確的認識，他寫信給家人說：“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領略了京城的境況風氣，那些身居高位的顯官要員，故意顯示寬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對待部下姑息縱容，一團和氣，對這種現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養成的稟性並未因此消磨殆盡，越發變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裏打算稍稍改變一下社會上在三四十年來形成的不分黑白、不著痛癢、難以破除的風氣，不過，糾正偏差難免會超過原有的限度，有時不免出現意氣用事的偏頗，因此經常招致怨恨，被人議論紛紛而自取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