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對待他人，本來就不應當僅僅拿中庸之道來苛責，還應該同情體諒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來糾正惡俗的苦衷啊！”
這裏是以“敢”字體現出了誠，足以匡時救世、力挽世風之誌體現出來了“敢”。有了這一“敢”字，才有了曾國藩後來的步步晉升。因此，曾國藩未曾明傳的處理秘訣是，謙退自抑要有度，過於謙退，則也難於成事。
如果說沒有這樣的一些“果敢”和“犯顏”，恐怕就沒有以後曾國藩的顯赫騰達及功成名就，也就不會為人們所稱道了。因此文化大師郭沫若說：“因當懼而懼，不失為勇者，因當勇而勇，不失為智者。”
敢出手時就出手，不失為謀取事業成功的一個原則！
在關鍵時刻敢於直言，敢於有一定分量的話，一時之間可能得罪自己的上司或同事，但一個真正品格高尚、富有遠見和魄力的老板是不會因此而放棄一個人才的，相反，還會加以重用。有一家廣告公司開會，一位部門經理因敢於陳言老板管理不善、工資製度不合理，而被提拔為副總。當然，公司老板也不失為一位智者。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正是他的勇敢，才笫一個品嚐到了蟹肉的鮮味。作為當代青年的我們更應有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氣勢，這樣才能成就大事業。
關鍵時刻敢抗上。
曆史總是在關鍵時刻出現讓人意想不到的問題。正當曾國藩大權在握，以為可以一展夙願，順利攻克安慶、進逼天京之時，北京一場意外的變故又將曾國藩拉入了難以自拔的焦思苦慮之中。原來，英、法聯軍進逼北京，鹹豐皇帝帶領嬪妃、大臣倉皇出逃，嚴令曾國藩派鮑超赴京救駕。
英國侵略者通過1840年鴉片戰爭在中國取得了大量特權後，並不滿足。為了取得更大、更多的特權，他們自1854年就開始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絕。爾後，英國侵略者便和法國勾結起來，於1856年10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從此，他們由南而北，由小而大，不斷挑起戰爭，其間前後共延續了四年。1860年8月，他們從北塘登陸，打敗了僧格林沁的騎兵，攻占天津。後來又擊敗勝保的部隊，兵臨北京城下。鹹豐大驚，慌忙帶著一班大臣、妃嬪逃到熱河，留下恭親王奕在京師與英法侵略者談判。同時，他還接受勝保的奏請，在逃往熱河的途中，接連發布上諭，令各地撫督、將軍迅速帶兵來京勤王。其中第一道上諭就是發給湘軍統帥、兩江總督曾國藩的。鹹豐帝要他速派鮑超率兵兩三千人“兼程前進，刻日赴京”，交勝保調遣。
接到這道上諭，曾國藩一麵為皇上蒙塵而擔憂，一麵又對派鮑超救駕而犯難。
當時曾國藩的處境也不好，太平軍剛好攻克徽州。曾國藩孤守祁門，自身凶吉未卜，他還要靠鮑超保衛祁門，掃清通往天京的道路，哪有心思發兵北援。但假若拒不發兵，抗旨之罪，誰能擔當得起？抗旨罪名已是不輕，更何況又是這非常變故之際、皇上蒙難之時。抗旨不發兵，自己平時口口聲聲標榜的忠君愛國豈不都成了假話。萬一皇上震怒，天下共責，不待殺頭滅族，自己就早已身敗名裂、萬人共誅了。
因此，麵對這道聖旨，曾國藩落入了進退不是、左右兩難的境地。
於是，他急忙與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商議，又命幕僚們獻計獻策。
胡林翼、左宗棠等也都不願派鮑超北援。鮑超是湘軍中有名的能征善戰之將，他所率的霆字營是湘軍圍攻安慶所剩的最為重要的一支機動兵力，並且是唯一敢與陳玉成對抗的軍隊。倘若將他派走，勢必影響安慶戰局，何況他們也不願意將這一支命根子一般的軍隊送給屢戰屢敗、草包一般的勝保率領。然而，北援畢竟又事關勤王之舉和抵抗外國侵略者的行動，假如托詞推諉，拒不發兵，不僅有可能被加上“不忠”的罪名，而且有可能被扣上“賣國賊”的帽子。因此，他們商量來商量去，仍想不出一個兩全齊美的辦法。曾國藩的幕僚們也都主張北援，全無上善之策。曾國藩一連幾天，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夜不能入睡。
就在曾國藩苦思焦慮不得善策的時候，李鴻章悄悄地走進了曾國藩的房內。首先，他告訴曾國藩，此時入京勤王已屬空話，對皇上實際上並沒有一點好處。洋人進逼北京，並非是想對皇上不利，他們隻不過是想通過戰爭取得在華的更大利益，隻要許給他們好處，肯定自行退兵。接著又獻計曾國藩，讓他假意請奏鮑超為一介武夫，不能擔此重任。入京勤王之事，必須曾國藩、胡林翼兩人中的一個帶兵前去，而這樣的事，自己又不敢確定，因此上折請皇上定奪。這樣，從祁門到北京奏折最快也要半個月，一來一回，恭親王早已和洋人達成協議，到那時勤王一事肯定無人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