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曾國藩嚴格以“盡忠報國”來約束自己的言行，激勵自己不斷地克服戰鬥中的艱難困苦。他信奉“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說，作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論君主怎麼樣、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須對君王忠心耿耿。正是靠著這一點，曾國藩作為一個漢族地主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從一個幫辦地方團練的編外人員逐步達到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軍事、財政、行政大權，其勢力所及，遍布東南半壁江山，用“權傾朝野”四個字來形容一點不為過。曾國藩之所以取得如此顯赫的地位，固然跟當時清政府麵臨的險惡軍事局麵有關，更根本的還是在於曾國藩表現出的赤膽忠心使清政府放心地讓他去擔當剿滅太平軍的重任。
隨著曾國藩地位、影響的提高，他為國盡忠的觀念更加強烈。他不僅要求自己做到“忠君敬上”，而且要求他周圍的人也這麼做。他認為在禮崩樂壞，王道不興的亂世，隻有各級官吏都把“孝悌仁義之經”作為教化天下民的工具，使人人都懂得綱常倫理不可違的道理，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在曾國藩寫給兄弟子侄的家書中，曾國藩更是屢次強調為國盡忠的大義，要求他們無論是在家還是外出遠遊，無論是在朝為官還是在野為民，都要關心國家大事，想方設法維護正常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傳統的倫理道德。為此，曾國藩專門寫了一副對聯：
“入孝出忠，光大門第；親師取友，教育後昆。”
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十六日，曾國荃升任浙江按察使，曾國藩在家書中恭賀弟弟的同時，告誡他：“唯當同心努力，仍就拚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上切實做去。”
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曾國藩顯赫的戰功帶給他的不僅是聲望，還有同仁的嫉妒。曾國藩作為通曉三綱五常並且以此來作為自己行動準則的儒臣，深知人際關係的重要性，深知聲譽對一個人官運的影響，因此處處小心、時時謹慎。他在給李鴻章的弟弟李昭慶的信中說：
“吾兩家門第太盛，人嫉鬼瞰，處處皆是危機，時時皆伏禍胎，除卻‘耐勞盡忠’四字，別無報國之道，亦別無保家之法。”
曾國藩一生盡忠報國，克己省身，器量過人，戰功赫赫，正所謂功高蓋主。在長期的作戰生涯中，發現並培養了不少精忠報國之才，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等戰死沙場，塔齊布、李續宜、江忠義死於勤勞。另外曾國藩的不少幕僚偏將，或者從書生而投筆從戎，或者由很低的職位被提拔重用，他們都沒有辜負眾人的希望，成為各個領域中的佼佼者，為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不遺餘力、忠心耿耿。湘軍以及後來的淮軍勢力不斷擴大，成為遍及東南半壁江山的龐大集團，曾國藩就是這個集團的精神領袖。
在曾氏兄弟滿門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該是靜思謙退、保泰持盈的時候，而這時，偏偏有些人在勢盛之時，頭腦發熱，讓欲望的火焰障住了雙眼，總想再越雷池一步。當時風行一時的“勸進”浪潮，著實給曾國藩出了一道難題。
有一則筆記是曾國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記南京城攻破後湘軍秘聞：當曾國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國覆亡，進入殘破不堪的石頭城後，全城餘燼未息，頹垣敗瓦，滿目荒涼，慘不忍睹。一天晚上，約11點鍾，曾國藩親審李秀成後，進入臥室小憩，湘軍的高級將領約有三十餘人忽然雲集大廳，請見大帥。中軍向曾國藩報告，曾國藩即問九帥有沒有來（九帥即其弟曾國荃），中軍複以未見九帥，曾國藩即傳令召見曾國荃。曾國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將，這天剛好生病，可是主帥召喚，也隻好抱病來見。曾國藩聽到曾國荃已到，才整裝步入大廳，眾將肅立，曾國藩態度很嚴肅，令大家就座，也不問眾將來意；眾將見主帥表情如此，也不敢出聲。如此相對片刻，曾國藩乃命隨員去拿紙筆，隨員進以簿書紙，曾國藩命換最好的大紅紙，就案揮筆寫了一副對聯，擲筆起身，一語不發，從容退入後室。眾將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國荃趨至書案前，見曾國藩寫了十四個大字，分兩行上下聯：
“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