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後，曾國藩行動做事，由前時的方正，變為後來的圓通。他自己承認，“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曾國藩這裏把家居的兩年自稱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認為前後行事“迥然不同”了。
曾國藩大徹大悟後的巨大改變，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覺。胡林翼就說他“無複剛方之氣”。出山之前，他對清廷上下的官場習氣很是反感，“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而再次出山之後“改弦易轍，稍覺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曾國藩隻在他的至親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學問思想方麵的變遷、行為處世方麵的變化。曾國藩個人對自己的“大徹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得意的。苦在被迫放棄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與行為，得意在畢竟發現了做人處世的“真正”秘訣，，“大柔非柔，至剛無剛”。
眼光要放長遠。
曾國藩早早就涉足官場，對那些結黨營私、苟且求生、貪圖享樂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點利國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來閑言碎語。加上清王室乃是滿清旗人的王室，對漢人有著強烈的排斥與擠壓，使得曾國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遠慮，唯恐不周。
他的家鄉有個朱知縣，與當地鄉紳關係甚密，與曾國藩家中也有密切來往。後來當地的財政出現了赤字。一些鄉紳擔心他會因此而被調離或降職，從而損害自身利益，激奮之時就口出豪言，想倡儀全縣人民捐錢彌補虧空，從而留住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國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見，詢問該不該支持這種行為。
曾國藩認為，發出這樣的倡議之激辭，不過是官紳的小把戲。他們冠冕堂皇地提出來，似乎是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諸行動的時候，出錢財的事必定分攤到百姓頭上。他們出不出錢、出多少錢誰知道呢？但他們卻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銀兩的時候，又必然會有惡官酷吏假公濟私、巧取豪奪、敲詐勒索百姓的血汗錢，更可怕的後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實施，那麼以後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挪用，豈不是把勞苦百姓推入深淵之中了？
曾國藩認為，官職的補缺、官員的調遣，都有定規，偶有例外，也是偶一為之。因此，虧空補乎也無助於官吏去留，這顯然表明事情不過是巧立名目謀取名利而已。曾國藩對此洞若觀火，因此，他讓家人持旁觀態度，靜觀事變。
曾國藩在數十年的官場生涯中，遇事無不如此深謀遠慮、巧妙周旋。
曾國藩說自己近乎“拙愚”，實際上城府很深，頗有心機。他無論是位高權重、一呼百應時，還是舉足輕重、一言而決時，甚至在他不得誌之時，都不與朝中權貴有過密交往。他不願卷入高層的政治鬥爭中做無謂的犧牲，但這不等於他與高層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殺大權的人沒有密切的聯係。事實上，曾國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鹹豐朝倚重肅順，在同治朝倚重恭親王，都形跡顯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肅順都不得善終，奕也幾經挫折，而曾國藩官位升，蔭照封，宦海浮沉似乎與他無緣。尤為歎奇的是，掌政的後繼者與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國藩也巋然不動，這就很值得研究。肅順和穆彰阿是這樣，恭親王與肅順又是這樣，都是“仇人接班”，曾與穆、肅關係都不一般。我們認為，這是曾國藩運用了“心有靈犀、不露痕跡”之策。姑且以曾國藩與肅順關係為例。
滿族貴族中主張重用湘軍集團的文慶，雖在鹹豐六年病死，但繼起有人，且權勢更大。鹹豐後期，皇族出身的恰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其以母弟肅順為首的集團已經形成，並且愈來愈得到鹹豐帝的信任，得到愈來愈大的權力。三人盤結，同幹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拱手聽命，伴食而已”。肅順尤為突出，遇事敢作敢為，又與軍機大臣杜翰、兵部尚書陳孚恩、兩廣總督黃宗漢等人結為死黨。同時，又廣泛招納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頗搜羅人才，資以延譽樹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