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順這樣打擊大臣和政敵，大肆結納黨羽，顯然是為他長期把持朝政鋪平道路；後來他與那拉氏、奕爭奪最高權力，正是這一圖謀的體現。有這樣野心的人，對當時軍隊，特別是戰鬥力量強的湘軍，自然不會漠不關心。但不論是打擊或籠絡湘軍集團，都遠比上述種種活動更為微妙、更須精心處理。軍隊是國家機器的支柱，大臣與帶兵將帥密切往來，最易招致政敵的攻擊，甚至引來不測之大禍，肅順自然不敢貿然行動，曾國藩、胡林翼也會因避嫌而巧妙為之。
事實上，肅順與湘軍集團確有著微妙的聯係。在其招納的眾多人員中，不少人與湘軍集團有密切關係，甚至就是湘軍集團中的一員。如尹耕雲不僅為曾國藩任禮部侍郎時之屬員，且“極器重之”，同時，尹也為肅順之屬吏，且對之“敬禮有加”。王闓運為肅順之家庭教師，肅對王非常欣賞，要與王結為“異姓兄弟”。此外，還有一些人，雖與曾、胡等人無多交往，但卻與王、尹等關係密切，又為肅順所賞識，如高心夔等人。
肅順籠絡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將來的政治爪牙外，還與他們共議政事。他們實際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鴉片戰爭其間，肅順在和戰問題上，聽取他們的意見，甚至參與他們的討論，但沒有表示明確的主張。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湘軍集團的興起及其顯赫戰功，是當時最大的政事，肅順自然也會與他們商議。事實上肅順就與王討論軍事，即所謂“軍事諮而後行”，他們也會趁機出謀劃策，而他們同時與曾、胡等人在書信中議論政事。
這就是說肅順與湘軍集團，可以通過郭、尹等人進行間接甚至直接交往。如樊案的發生，王闓運、郭嵩燾求救於肅順，肅順便大力相助，通過郭、王等人，與湘軍集團建立某種合作關係。肅順後來更是乘時進言，力舉鹹豐帝不信任的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此後對曾國藩的下屬又多有任命。這顯然是向曾國藩伸出了結交之手，他所給予湘軍集團的實權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今天從政的環境與往日封建社會做官所處惡劣的環境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作為一個領導人，坐看深遠，高瞻遠矚，深謀遠慮，認清國際國內局勢而有所作為也是應該的。這樣不但可以少犯錯誤，而且可以有所作為，更好地服務於大眾！
能屈能伸大丈夫。
曾國藩在與同僚的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認為這無異於“兩虎相搏，勝者也哀”，因此主張“英雄握手”。同時，他通過觀往古名臣之得失，還總結出一種方法，就是我要結交的人不願意和我結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謂“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
駱秉章是湖南巡撫，權勢很大，當曾國藩編練湘軍和率軍出征的時候，幾次薄待曾國藩，而麵對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國藩曾多次屈求。
駱秉章對曾國藩的冷酷，從曾國藩在長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鹹豐三年（1853年）九月，駐紮在長沙的綠營兵與曾國藩的部下發生嚴重鬥毆事件，綠營兵鳴號列隊，準備大肆攻擊曾國藩的湘勇營部隊。曾國藩聞訊後，非常生氣，他想誅殺一兩個綠營兵，壓壓他們的氣焰，便給綠營提督鮑起豹發去一份谘文，指名索捕鬧事的綠營兵。這一下可惹怒了鮑提督。他也不是善者，來了個火上燒油。故意大造聲勢，公開將肇事者捆送至曾國藩的公館，看他這個團練大臣怎麼辦。綠營兵見此情景，一個個氣勢洶洶，衝進曾的公館，擊傷他的衛士好幾人，並差點將曾國藩本人打死。
曾國藩狼狽不堪，隻得向巡撫駱秉章求救。本來就住在隔壁的駱秉章其實早就知道曾公館所發生的事情，當時他也正對曾國藩在辦團練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非官非紳卻又自以為是的態度十分不滿，想借此教訓一下曾國藩，所以一直在旁邊看熱鬧。直到曾國藩來向他求情，他才出麵，但並不安慰曾國藩，反而給肇事者鬆了綁，向他們賠不是，讓綠營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駐地去。事後，駱秉章也不對此事進行查究，準備不了了之。可長沙城內卻浮言四起，說由於曾國藩幹預官府的兵權才鬧出事來，他是咎由自取。
後來，曾國藩的部下王闓運離開的時候，駱秉章卻乘機拉攏王闓運，這簡直是拆台了。但曾國藩逆來順受，不與之計較，並且一遇困難，還去屈求。人在無奈之時，做別人不願做的事情，尚覺容易，而做自己不願做的事情，則十分困難。曾國藩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忍受心靈的煎熬，做自己違心的事情，那就是為貪官之家寫奏折申請入鄉賢祠。
鄉賢祠，顧名思義，是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給所謂鄉裏的賢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