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沙整軍，湘軍實力大增。“規模重整，軍容複壯矣”。鹹豐帝的上諭又稱“肅清江麵之舉，仍借此一軍，以資得力”。因此，湘軍士氣也受到鼓舞。六月，修造戰船的工作已經完成，廣東總兵陳輝龍也到達長沙，添造淺水拖罟二號，李孟群到廣西招募的水手一千餘名也回到長沙，與曾國藩所募水勇日夜操練。
謹言慎行方長久。
做事，謹慎是良藥，常言所說的“防患於未然”。對於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領導的，魯莽行事是大忌，萬事小心為好。俗話說：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會招來禍端。與其以後招來麻煩，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謹慎從事，謹言慎行。英國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業談判中，由於談判人員一時大意將一重要的商業秘密泄露出去，幾乎導致該公司破產，這無疑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一般而言，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賢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會通達起來，但群眾基礎也很重要。雖然在隻對上負責的中國古代社會，群眾基礎不起決定作用，但僚屬的評價也事關一個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功與名，是曾國藩一生所執著地追求的。他說：“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同時，又說，“立德最難，也最空。故自周、漢以後，罕見以德傳世的。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嶽，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我輩勉力追求的隻是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馬上希望自己成為千古萬難攀躋之人。”他常說：“盡力在我，成功在天。”一個“盡”字，反映他對“三立”追求的熱烈、執著、堅韌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說“名利兩淡，寡欲清心”“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這與“盡力在我”的執著追求顯然是矛盾的。
曾國藩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之一，叫“花未全開月未圓”。
因為月盈則虧，日中則昃，花全開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
“我蒙受祖先的蔭蔽，身居高位，與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謹慎遵守的隻有兩句話，是‘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可見，他求福求祿，隻是“不可享盡”，在享福中注意一個“儉”字；他要權要勢，隻是“不可使盡”，在用權中注意一個“當”字。他稱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開月未圓’7個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
辦法之二，叫“常存冰淵惴惴之心”。為人處世，必須常常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時處處謹言慎行，三思而後行，才不致鑄成大錯，召來大禍。曾國藩總結說：“餘自經鹹豐八年一番磨練，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天命”，在曾國藩看來，是至高無上，而又不可知的東西。今天來認識“畏天命”，當指不要違背已被人們認識的和尚未被人們認識的自然規律。用曾國藩本人的話說，“畏天命，則不敢絲毫代天主張；畏人言，則不敢稍拂輿論；畏訓誡，則轉以小懲為進德之基”，這樣，才可以“於‘畏、慎’二字之中養出一種剛氣來。”
辦法之三，叫“天地間唯謙謹是載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麵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麵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
曾國藩的這番話，是他自己經過幾十年磨練之後的經驗之談。道光年間，他在北京做官，年輕氣盛，傲氣不小，“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鹹豐初年（1851年），在長沙辦團練時，也動則指摘別人，與巡撫等人意氣甚深；鹹豐五至六年間，在江西戰場上，他又與當地官員時有齟齬；鹹豐七至八年在家守製時，經過一年多的自省，他才開始認識自己辦事常不順手的原因。他自述道：
“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進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已。”“餘性格向來倔強，不善於與地方官聯絡感情，經常意見不一。”“我生平執拗，道德上孤傲；說話不多，寫東西近乎訴訟。靜下心來默默省察過失，我處處獲罪於別人，原因不外乎兩個原因。”這種深刻地反省，使他進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場中的為人之道。曾國藩第二次墨絰（dié）從戎後，開始吸取以往的教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