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八年（1858年）十二月曾國藩給諸弟報告中說：“我往年在外，與官場諸人難以相合，幾乎到了處處碰壁的地步，這次換了辦法，才稍稍安定了些。”鹹豐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寫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無恒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曾國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屬相當謙讓，即對於手中的權勢，也常常辭讓。自從鹹豐十年（1860年）六月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國藩位漸高，名漸重，多次上奏請求減少一些自己的職權，或請求朝廷另派大臣來江南會辦。
他對弟弟說：“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說：“我也不甘做庸碌無為之輩。近來閱曆變了，一味朝平平無奇處用功，這不是說我萎靡不振，而是由於我官位太高，名聲太重，不這樣做就危險。”這話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謂“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一味向平實處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態勢。
總之，曾國藩一方麵執著追求功名富貴，一方麵又善於從“名利兩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講求謙讓退卻之術，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處世不可有傲氣。
俗話說，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因為傲慢會使人自以為是，處理不好周圍的關係，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在現在還是將來，為官從政，為學做人，做事經商，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永遠是一個不敗的法寶。
曾國藩晚年在總結為人之道時，把傲慢與多言看作是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之由，認為為官傲慢輕則會導致自己的職位不保，重則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因此，他一再要求為官必須戒傲，隻有這樣才是保全自己之道。他自己也是這麼做的。他不隻對同僚下屬相當謙讓，就是對手中的權勢，也常常辭讓。鹹豐十年六月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請減少自己的職權，或請求朝廷另派大臣來江南協助他。
為官必須戒傲，說起來簡單，但真正做起來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凡是驕傲的人，必然有寵可恃，必然有某種資本：或者和權勢人物有某種特殊的關係，或者立過什麼大功，或者具有某種為權勢者所賞識的特殊才能。但是，曆代官場上的事情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有資格施給你恩寵的那個人是在不斷變化的，或者他本人失去權勢（因死亡，因下台），你所倚仗的靠山失去了，一切恩寵頓時冰釋雪消，或者他的興趣變化了，喜好轉移了，你所倚仗的資本貶了值，你的恩寵也就衰弱了。然而恃寵者在春風得意時，是想不到這一點的，他們恣意妄為，傲視一切，於是，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強大的對立麵，一旦時易世移，對手們群起而攻之，恃寵者不敗何待！
張說是唐玄宗時的宰相，既有智謀，又有政績，很得唐玄宗的信任，他也就恃寵而驕，目中無人，朝中百官奏事，凡有不合他的意的，他便當麵斥責，甚至加以辱罵。他不喜歡禦史中丞宇文融，凡是宇文融有什麼建議，他都加以反駁。中書舍人張九齡對他說：
“宇文融很得陛下恩寵，人又有口才、心計，不能不加以提防！”張說輕蔑地說：“鼠輩，能有什麼作為！”
偏偏張說自己也不是無懈可擊的人，他貪財受賄，終於被宇文融抓住了把柄，向皇帝奏了他一本，朝廷派人一查，還真是有那麼回事。這一來張說神氣不起來了，嚇得在家待罪。當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望他時，隻見他蓬頭垢麵，坐在一塊草墊子上，一隻粗劣的瓦罐中，盛的是鹽水拌的雜糧，算是他的飯食。唐玄宗知道了這個情況，倒頗同情他，想起他畢竟是有功之臣，便隻撤掉了他的宰相職務，從此不再理會。
一個大臣恩寵正隆時，在處理人際關係時，常常表現為三種形式：對君上越發恭順，以保其寵；對同僚排斥傾軋，以防爭寵；對下屬盛氣淩人，以顯其寵。這其實是一種很不明智的做法。這樣以來，必然使自己陷於孤立的境地。這樣做更是一種缺乏遠見的做法，殊不知你不會天天被人仰視。任何一位權勢者都有自己薄弱的環節，不要因為一時的恩寵而忘乎所以，以為自己是一尊打不倒的金剛。
鄧艾是三國時期魏國人，他原是一個給人放牛為生的孤兒，又因為有口吃的毛病，總也沒有能謀上個什麼差使。後來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他遇見了司馬懿，司馬懿發現他並非尋常之輩，便委以官職，從此他躋身於魏國的軍界官場。由於他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屢建奇功，官職一再升遷，從一個下級軍官最後封侯拜將，成為魏國後期最為出色的將領。